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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革命”结束了吗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0年第11期 出版日期2000年11月05日


  纳斯达克指数再次跌到了3000点水平,几乎马上就要证实我在《财经》杂志2000年5月号中预测的“小概率事件”——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纳指未来两三年内跌至2500点水平的可能性是30%,而升至7500点水平的可能性是70%。华尔街那些平庸的基金经理们再度显示了他们按照“平均原则”生存的能力,再度忠实地履行了资本市场为他们规定的市场走势的“放大器”职能。

出版日期:2000年11月05日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0年第11期

  然而,华尔街的明智的领导者们最近指出:股市上升的趋势没有改变。只要技术进步带动的劳动生产率上升的趋势不发生改变,技术板块带动的股市上升的趋势就不会改变。最受重视的分析师、高盛公司的亚比·科恩10月12日表示,标准普尔500指数从现在到年底将上升15%左右。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私下表示:在这一轮技术进步所带动的生产率增长的周期,或许才刚刚走到中间阶段。如果格林斯潘的判断准确,那么纳斯达克指数将在2010年左右达到顶峰。“大熊市”在那以后才会到来。
  对照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1995年以来的周线图,不难判断:所谓“互联网泡沫”,就是由网络技术引发的生产率增长终于在1998年下半年被华尔街“发现”并大肆炒作到2000年3月,在纳指周线图上表现为1998年底到2000年初的“痉挛性”攀升。这一“痉挛性”攀升在标准普尔指数的周线图中表现不明显,因为新技术是从它的发源地——信息产业——开始扩散和大幅度提高生产率的;而这一扩散过程,如格林斯潘所判断的,才刚刚走到它的中途。如果我们承认“市场的有效性假设”,那么纳指的“泡沫”恰恰反映了信息产业的这一迅速扩张阶段,在它之后,应当就是亚比·科恩预测的由标准普尔指数反映出来的传统产业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
  作为人际交往手段的互联网所引发的变化,被称为“互联网革命”,主要通过两条根本的途径获取规模效益,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1)通过降低人际协调成本导致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展;(2)通过降低信息传递的成本导致每个个体的创新机会的大范围扩展。只要企业家(经济的和政治的)能够找到适当的企业制度(激励机制)来实现这两条途径,企业就能够获取互联网技术包含着的革命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只要企业拒绝制度创新,拒绝为新技术提供发挥其革命性影响的激励机制(包括人力资本定价机制、物质资本定价机制、利润分享机制、新经济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企业文化,以及新生产力所要求的与其相适应的其它生产关系的调整),企业就将仍然是传统企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为获取互联网技术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而进行制度变革刻不容缓——“退而结网”,以免未来“临渊羡鱼”。
  在这方面,成熟市场社会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自1993年第3季度至2000年第4季度(预测值),占有80%市场份额的英特尔公司生产的“奔腾”处理器(按照所谓“穆尔定律”)所承载的“计算能力”的价格从一美元100支三极管下降到一美元1200支三极管(即用于信息处理能力的美元购买力,在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时,已经增长了12倍);在这样一个成本下降过程的伴随下,同一时期,美国企业为“信息技术”所支付的总费用仅仅增长了1倍,而同期内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倍。于是我们能够大致估算出来,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社会里,国民收入增长对信息处理能力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25。
  由于市场(在经历了今年4月的暴跌和9月的调整以后)对率先使用先进信息处理技术的经济部门保持着高速增长的预期,按照保守预期的2000年盈利增长率计算的纳斯达克100家公司的平均“P/E/G(价格/利润/增长)”仅仅为0.7,大大低于例如能源企业的同一指标5.0。
  那么,“互联网革命”将经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并且已经进展到哪一个阶段了呢?美国《商业周刊》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到目前为止几乎全部“超常”的生产率增长都只发生在三个信息产业部门:计算机与办公设备、通讯设备、半导体生产,而这三个行业所覆盖的工厂总产出仅为10%,若排除这三个行业的影响,那么美国工业在过去一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约为1.8%,大大低于信息产业的同一指标50%。各种迹象表明,那些老牌企业已经开始使用互联网技术来改进服务和生产的效率,著名的案例包括波音公司、通用电气、福特汽车、宝洁、联邦快递以及嘉信证券。
  事实上,在普遍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工业生产部门将落后于现代服务业各部门,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服务”将比工业产品更加“个性化”,从而把分散的信息集结为市场供求的那些技术手段将更加重要。而在工业内部,研究开发部门将比其它部门更迅速地使用信息技术来提高“人际交往”的效率,从而使研究开发的组织形式更加灵活(例如“灵活工作方式”)、开放(例如“协同式企业”)和个性化(“个性化”是创造性思维的特征之一)。而当生产的物质手段的积累最终把大部分企业的大部分员工转变为“方案设计师”时,“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就将从“消费的个性化”过渡到“生产的个性化”,从而整个生产过程将以互联网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协调手段,即所谓“通过万维网管理企业”。
  为了完成“互联网革命”,网络技术本身还有待完善。例如宽带光纤网的基本设备的生产过程即便在美国仍然主要依靠精密光学领域的极为稀缺的劳动力而不是机器人来完成,半导体芯片生产的关键环节wafer(复膜)生产过程仍然相当原始(导致世界范围内芯片供不应求),用于支持在同一网络上同时传递声音、视像、数据的传输标准尚未确立,作为宽带人际交往路径的“最后一公里”的入户手段的商业开发还没有突破性进展(成本太高),网上认证与保密技术才刚刚开始有了解决的希望。在这些“技术”困难中,最后三项还涉及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传输标准制订、数网合一、认证与保密标准)。
  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协调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方面,存在着远比技术困难更加严重的制度创新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与互联网的技术经济特征有本质性的联系。互联网的技术经济特征是:(1)信号在网上传播时受到的阻力越小,信号所包含的信息的价值损失就越小。所谓“阻力”,不仅指信道与噪声形成的阻力,还包括中转环节上发生的“制度费用”如扣压、延时、收费、拥挤。这主要因为“信息”的价值经常是有“时效”的,例如一条“新闻”,在经过足够长时间后就不具有新闻价值了。(2)参与同一项信息的处理过程的个体越多,信息的价值增长就越快。这是因为“信息”往往通过主体间交往来获得价值和增值,信息的绝大部分价值来源于大量个体分享同一项信息所包含的知识时所产生的规模效益,以及不同主体在参与信息处理过程时添加到信息里去的不同体验。一项信息就如同一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改变情节添加着各种故事讲授者的体验,丰富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从而增加着这笔文化遗产的价值。(3)尽管一旦建立了网络体系,知识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就非常便宜,但知识的生产却可以非常昂贵,尤其是那些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因为这类知识不能从日常生活的体验中获得。具有重大影响的知识,是使社会经济非等待其出生而不能获得发展的知识。这类知识是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它依赖于专家经验,而专家的经验是很昂贵的。
  这三个方面的技术经济特征决定了网络经济发展的制度困难:
  (1)与“快鱼吃慢鱼”的信条不同,投资机制必须提供足够长远的投资回报期,以便让新知识能够生产出来并传播到足够大的范围,从而获取足以补偿投资的规模效益。但是这一补偿原则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一方面在知识获得运用的那一广大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足够有效,从而一部分收益能够被传输给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和网络体系的初始资本投资人;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又不能过分阻碍知识传播的速度。例如,对著作的版权保护往往会拖延著作在发展中国家的翻译出版,从而降低了著作本身的价值。因此,寻找一种社会经济机制使得知识既可以快速传播又能给予知识传播的初始资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以足够补偿,便成为网络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度困难之一。
  (2)与上述困难相关,当知识的生产是由不同组织协同完成的时候,如何在这些组织之间分配这一知识所得的收益,构成网络经济的另一制度困难。在传统的“产品”经济中,企业组织之间的权利分界足够清晰,如著名的“科斯定理”所判断:企业的“边界”应当划定得恰好使从市场上购买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自己生产该产品所支付的边际成本。但是在“信息”经济中,信息的技术经济特征决定了,对信息产权的清晰界定会损害信息本身的价值。最近引发了美国公众普遍注意的“Napster”诉讼案提供了这一悖论的出色案例。许多歌手不反对Napster的免费下载商业模式,因为这些歌手如果通过音乐代理公司出版自己的作品将会大大降低“知名度(popularity)”,从而降低了作品本身的价值。但是,如果法院判决Napster无罪,就将极大地损害作品发行和代理商的利润空间,甚至可以导致“市场缺失”。在知识产品到达最终使用者的漫长价值链上的任何利益主体都需要足够的利益保障才愿意向价值链提供自己的服务。由于信息的技术经济特征,这类制度问题的最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的最终使用者的道德意识,如康德所论,道德律令将“迫使”最终使用者把收益的一部分转移给知识产品的提供者。当然,在道德王国里原本就没必要有“制度”的位置。
  (3)既然信息的获取(知识生产过程)要比信息传播昂贵得多,那么专家或知识劳动的报酬就应当足够高,以便维持知识的再生产。但是这在许多情况下变得非常困难。首先,虽然创新是个体行为,创新的个体却常常离不开群体组织内部的人际交往,观念创新是人际交往的产物。而人际交往的环境是由企业组织提供的,科尔曼(James Coalman)叫做“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其次,企业组织往往承担了创新过程的大部分风险,因为个体往往无力也不愿意承担这些风险。第三,企业组织为创新初期支付了大部分物质资本投入。这三方面的因素使得从知识型创新所得的利润应当在企业组织的所有者与知识劳动者之间加以妥善分配。
  以上简单叙述了网络经济面临的技术与制度困难。如果这些困难不能在未来二三年内加以克服,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无法激发足够强烈的企业家能力来实行技术和制度创新,那么投资人很可能失去耐心,把纳斯达克指数抛售到2500点以下。这就是目前“互联网革命”的处境。2000年第4季度的业绩应当使投资人足够满意(因此纳指可以在未来3个月内回升到4000点水平),但是企业能否保持盈利的持续增长,则是企业家们在未来几个季度里必须回答的问题。我可以想像,只要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未来8个季度每次业绩报告之前的一个月里,纳斯达克指数就会跌到相当低的水平上(例如现在的3000点水平),等待企业家的回答。
  但是“互联网革命”毕竟已经开始了,它把新的生产力因素带进了传统产业,在下列三个方面有效地节约了生产成本:(1)营销与客户服务方面,电子邮件系统、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数据库营销,正在彻底改变传统企业的经营方式。初步的观察是,采用了这些信息技术的企业比没有采用的企业节约管理成本30%以上。(2)新产品开发方面,除了从客户关系管理获得的信息优势外,企业还从网络协同中获得知识创新的优势,这一优势使新产品研发周期大约缩短60%。此外,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由于电子邮件和知识分享系统形成了新的用于知识创新的生产力。(3)在生产过程本身的组织方面,所谓“B2B”网络已经在新经济中取得了如下成果(通过“集体采购”、“零库存生产方式”、“外包加工”、“协同关系”):按年均计算,营运资本(working capital)净投入与传统企业相比下降了2%,固定资本净投入与传统企业相比下降了2%,现金流周转速度比传统企业提高了2%,整体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传统企业提高了5%。
  任何一个理性的股票投资者,如果他意识到了上述变化的意义,他就不会相信“互联网革命”仅仅是自1998年底至2000年初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冒出来的一个“泡沫”。尽管,随着道指跌破10000点关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埃略特(Elliott)多年前的预言:大熊市将于20世纪末降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互联网革命”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流言指责“新经济”是华尔街的大阴谋。
  我们不相信“历史决定论”,不论那是简单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或是如埃略特波浪理论这样的神秘主义的决定论;同样,我们也不相信“历史虚无主义”,不论那是“末世情结”导致的,“去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还是“唯我主义”导致的。只有企业家创新的实践活动才能决定互联网技术的命运,相信市场,相信具有创新精神的人的实践活动,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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