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定量分析的几个问题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1年第14期 出版日期2001年11月05日


  ——张军教授近年的研究路向继续深入,试图从现有“数据”里发掘出更多符合“经济学直觉”的新命题,我把这些命题概括如下:命题一.从1979-1994期间和1995-2000期间的增长情况判断,中国经济在增长中大幅波动的阶段可能已被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所取代。命题二.在中国,资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的变动是不太敏感的。这首先反映出政府驱动的投资(对利润缺乏敏感性)在资本形成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次,在要素投入方面,“资本/劳动”比率的持续上升,可能是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命题三. 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速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对技术的选偏重于“资本投入增长型”而不是“劳动投入增长型”,这使资本的边际报酬过快出现了递减趋势。 在以上三个命题的支持下,作者指出:“我们的这个发现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持续减速可能是典型的‘外延’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短期需求波动造成的。短期的需求波动(指需求增长率的变化)应主要理解为经济增长减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让我在提出批评之前对上面的三个命题予以充分肯定,这三个命题都符合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直观认识,“张文”也在文中综述了我们的这些直观认识。我的批评首先是作为对“张文”的重要补充,其次是针对“张文”的定量分析而不是针对其结论。
  对事物的“量”的分析,首先就要求把事物的“质”的差异抽象掉,然后,为了解释“量”的差异,我们再深入去观察事物的“质”的差异,以便把不同质的“量”归纳到不同的“类”里面。当我们在理解“质”的差异的基础上理解了“量”的差异之后,更细致的观察将让我们看到更细致的“量”的差异,于是驱使我们去理解更深入的“质”的差异。这样一个把“概念”(对“量”的分类)不断细化的认识过程,大概可以说是经济计量的基本过程吧。
  如果以“经济发展(及其增长)”为定量分析的对象,那么我们通常从长期发展开始观察,抽象出长期变动的规律,在对长期变动加以分类的基础上,再进行更细致的量的分析。基于这样的认识,“张文”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较长期”数据:1978-1998期间GDP增长率随“资本/产出”比率变动的关系(见“张文”图四)。“张文”的作者们估计了这一不带任何时间滞后的“负线性相关”统计关系:(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换句话说,对于较低的经济增长率(经济“不景气”时期),每单位产出占用了较高的固定资本存量。“张文”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关键性问题。但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看,尤其是从经济波动的“库存调整”角度看,这一统计关系是很正常的。资本存量表现长期生产能力,这一能力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会出现闲置(例如,设备利用率低于50%),而能力的闲置在统计数据中就表现为单位产出所占用的固定资本存量上升。对应着“张文”所分析的“量”的关系,我计算了同样的“量”在美国经济里的长期表现,如图一。现在看得很清楚,美国GDP实际增长率在1948年-1999年的半个世纪内,基本上与“单位产出所占用的固定资产存量”的变化率反向变动,而且这一负相关关系十分显著。因此,至少在这一最初的定量分析阶段,“张文”要解释的“问题”还不能确立为“问题”,尽管我们都明白,中国经济体制与美国经济体制,在长期内存在重大差异,这一“质”的差异应当以某种方式表现在这两个经济的“量”的差异中。但我很同意“张文”的直观看法,它与“于文”的看法完全一致:在中国经济中,由政府驱动的投资仍然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部分投资缺乏对盈利机会的敏感性。所以,这部分“低效率”投资在1995-1999期间的“不景气”时期,使国营企业的“减亏幅度”大大下降,事实上是重新陷入亏损状态(见“张文”图五)。
   图一:美国经济1948-1999期间GDP实际增长率(蓝色)和“资本/产出”比率变动率(红色)。统计数据来源:表一、表三、表五,Dale Gorgens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U.S. economy”,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说,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年3月,页1-32。
  假如我们一致认为导致了中国经济固定资产运用的低效率的关键性因素是投资主体对利润缺乏敏感性,那么,定量分析的下一个任务就应当是观察民间投资与非民间投资的效率。例如,直接观察告诉我们,国营企业投资的相当一部分转化成了“楼、堂、馆、所”这类“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换句话说,在“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存量”这两个统计量当中,前者更能表现出固定资产的“动机”。其次,或许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产权安排下,同一固定资产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边际产出率和折旧率。第三,为了统计数据更加可靠,我宁愿在不同的折旧率假设下,从投资的时间序列推算出固定资产存量:,,给定,得到这一差分方程的解。经验表明,这一方法远比所谓“固定资产原值”会计方法来得更有经济学味道。由于这些理由,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通常把“投资”作为基础数据,而把“固定资产”这类存量当作从基础数据导出的数据(相应地,误差也会增加)。
  我们还应当同意“张文”的另一看法:只要投资对潜在利润以及要素的相对价格足够敏感,在中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条件下,固定资本的增加速度应当能够吸收足够多的劳力从而使得“劳均固资”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不变。但是究竟在多长的时期内,这一看法显得足够有道理呢?这应当是定量分析的另一个题目,它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马克思时代,平均利润率是否在长期内呈下降趋势?
  为了直观,我从宽带网下载了许多十分有启发的数据和图形,下面列出其中一部分。图二显示了英国和美国经济1870-1990期间国民收入增长率与投资率(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图三显示了1960-1985期间125个国家人均GDP增长率与投资占GDP的百分比关系,图四是美国1947-2001期间“利润/销售”/“投资/产出”比率。
  图三告诉我们,直观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是正相关的,而且这一统计关系在很宽广的范围内(增长率从-2%到+7%之间)都应当十分显著。
  从图三我们无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比其它国家在投资方面更有效率,因为投资的效率应当与利润直接关联。图四反映了这一关系,在这里,经济不景气的时期,美国公司利润占总销售额的比例应当迅速下降,因为库存增加首先吃掉企业盈利,然后才导致投资下降和失业上升。与这一统计数据相呼应的另一数据就是公司库存增加,或者,设备利用率下降。在这三类数据中,我更喜欢第一类,因为它最符合关于市场经济的“萨伊定律”---供给天然创造自己的需求。当利润占总销售的比例的下降维持了一定时期后(例如连续两个季度),企业决策者就会调低对市场潜力的预期并且缩减对未来生产能力的投资。一般而言(只要对R&D的投资增长不抵消总投资的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在GDP中的份额下降,从而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如图三所示)。但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放缓恰好符合了企业决策者的预期,从而导致下一轮进一步调低的预期,......,直到出现更加长期和根本的力量来纠正这一过程。图四充分反映出这样一种惯性作用下的周期---美国经济的“战后繁荣”、“石油危机”、“里根自由主义经济”、以及最近这次“互联网泡沫”破灭。
  作为对图四的解释的一种支持,我们可以从图二看到,就长期经济增长而言,投资率的变动(对未来生产能力的投资行为)总是落后于增长率的变动(对未来利润的预期)。图二:英国和美国1870-1990期间投资与增长率。  
  但是对于非稳态的“发展中经济”而言,图二揭示出来的长期稳态似乎不再适用。图五显示了印度和南韩长期内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两个经济在“起飞”阶段(1950年-1980年期间)都出现了投资率的超常增长。当然,目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增长方式属于“外延型”增长。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应当能够观察到资本边际产出率的迅速下降(我手边没有这方面的长期数据)。又如果资本边际产出率真的下降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出结论:政府驱动的投资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起了重要作用。虽然没有数据,但这一推论似乎符合我们对印度和南韩经济发展情况的直觉认识。
   图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投资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作为对上述看法的支持,我们可以从图六看到日本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长期内“赶超”(catching up)美国经济的“人均GDP”走势。在战后几乎三十五年的时间里,日本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美国。从图三我们知道,这意味着极高的投资率。事实上,如图七所揭示的那样,日本经济在1975年以后,单位产出所占用的固定资产存量开始超过美国。显然,让我们感兴趣的下一个定量分析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以后,就进入图二显示的英国和美国那样的“稳态”发展呢?必须指出,这里所谓的“稳态”,并不排除由物质资本所承载的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图八显示了美国经济长期内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这是我根据最新数据计算的美国经济的人均生产函数,即索罗模型里的(参见“张文”)。理论上,索罗模型假设人均生产函数为上凸的函数,即在足够高的人均固定资产水平上出现人均固资的边际产出率递减。我们从图八看到,美国经济的人均收入增长趋势从1948年持续到今天,它的人均资本边际产出率始终没有出现递减的趋势。这意味着存在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断把向上移动,于是对应于每一时刻的增长了的人均固资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大致抵消了人均资本边际产出率的下降。
   图四:美国1947-2001期间“公司利润对总销售的比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比率”的比值。
   图五:印度和南韩1870-1990期间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的关系。
   图六:1890-1996期间日本与美国人均GDP(按1990年美元不变价格)
   图九为我们判断一个经济“稳态”发展阶段的收入水平提供了数据,当按照198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美元以后,劳均固定资产的增长没有继续带来人均GDP的等比例增长。在这一收入水平以上,我们看到投资的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仅就物质资本投资而言)。从图六我们看到,日本经济在1980年以后,基本赶上了美国经济,其人均GDP(约16000美元)进入了投资效益开始下降的“稳态”阶段。现在可以评论“张文”的第三个命题了,从上面的解释我们已经看到,在长期内保持劳动生产率从而人均收入的增长,这是大部分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特征性结果(见图八)。我们还看到,在长期内保持固定不变的资本边际产出率,只是经济发展到“稳态”阶段的特征性结果,它不是发展中经济在“赶超”阶段的特征。
  因此,基于我们的观察,似乎还没有充分理由接受“张文”的第三个命题。尤其是我们可以把乡镇企业的投资行为看作“赶超”国营经济的一个过程,那么,关于图六、图七、图九的全部解释就都适用了。可是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数据的支持,“张文”和“于文”的主要结论却十分符合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直觉。
  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学不论在经验研究方面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然而我们意识到在对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定量分析方面,现有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它远远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以及波动。任何读者上网查询,都能够发现许多“发展中经济”(包括乌干达这样的经济)的学者已经写出了对自己经济的符合经济学科学标准的定量分析报告。或许,中国学者长期以来习惯于靠直觉思考问题,把计量方法和实证研究视为“雕虫小技”。可是,我们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直觉永远不是科学。借了评论中国经济学第一届年会的时刻,我们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提高中国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水平。图七:日本和美国1955-1995期间固定资本存量对GDP之比,日本于1974年在这一比值上超过了美国。
   图八:美国经济索罗模型的人均生产函数,其中,,、、均以“十亿”美元(1996年不变价格)为单位。因此,=6.8意味着每一美元劳动占用6.8美元固定资本(1999年)。而1948年这一数值仅为0.37美元。数据来源同图一。
   图九:部分国家1990年人均GDP与劳均固定资产存量的关系(按198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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