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之评:金融体制的转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5年第14期 出版日期2005年07月11日

单伟建
  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分析并预示了中国金融业即将出现的主要转变。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证明,没有这些重大的转变,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   发达国家的现代金融体制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演变,而重大的转变往往是在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之后发生的,亡羊补牢,付出过极为沉重的代价。美国金融体制基础的奠定是1929年经济危机的产物。当时股市全面崩溃,大批银行倒闭,造成了多年的“大萧条”。正因为这场灾难,才有了1933年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的诞生、同年银行法的通过,以及次年继证券交易法产生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成立。此后至今,再没有一个人在美国的银行中丢失过一分钱的存款。   金融体制的改革造就了美国日后几十年的增长和今天的经济实力。同样,正是1997年-1998年的金融危机,迫使亚洲的银行减少对大企业客户授信的过度集中,转向中小企业和零售客户,从而分散和减少了银行体制的风险以及经济危机复发的可能性。前车为鉴,完成中国金融业面临的重大转变,才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避免重蹈覆辙,从而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是相当独特的。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固定资产投资。投资高达GDP的50%,比例之高,为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所绝无仅有。更为特别的是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高投资率是靠中国几乎是世界之最的高储蓄率所支撑的。   虽然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效率却很低。产生1美元的GDP,中国在资本金、原材料和能源上的投入数倍于发达国家。这就使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远远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值。既然如此,保持高速增长不但要依靠高储蓄率,还必须有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控制,不能自由兑换,否则资本追求高的回报率而流失海外,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就失去了燃料。   以固定资产投资、产能扩张为主动力的增长模式有几大弊端。它造成对原材料和能源需求超比例地膨胀,不但对资源和环境产生过度的浪费和破坏,而且拉动了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幅攀升,严重增加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这是通胀的一面。同时,产能的扩张造成经常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和过度竞争,使制成品的价格永远处于下降的压力之下。每次增长高潮之后,经济就受到通缩的威胁。   中国对原材料和能源进口的依赖度逐年增加,而过高的储蓄率意味着过低的国内消费,使经济又严重依赖制成品的出口,进口价格不断升高而出口价格持续下跌,中国的贸易条件逐年恶化,实际上以“买高卖低”的方式补贴全世界。中国的制造业夹在投入的通胀和产出的通缩之间,现金流和利润率日蹙,偿债能力日穷,求贷的需求却随着产能扩张的冲动而日增。结果是中国经济中相当比例的投资变成银行不良资产,从而危及银行体系和整体经济的稳定性。   如何改变这一发展模式呢?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周小川行长所说的金融业重大转变就是必经道路。完成这些转变,资本市场融资的比重提高,有利于企业降低资本负债比而改善投融资结构,减轻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减少低回报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动,提高投资和资源利用的效率。银行减少对大企业贷款的过度集中,发展小企业贷款和零售业务,一方面分散从而降低授信风险,另一方面促进消费和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的增长,这就大大优化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此,才真正奠定了使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和平衡增长的基础。■   作者为美国新桥投资执行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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