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与论世知人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5年第25期 出版日期2005年12月12日
若论透过文体窥见政俗消息,透过文心觇知世道人心,则文哲学者不免终输史学家一筹

王焱


  中国自古是文章大国。所谓文章大国,不但视文章一道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且指“文”与“学”不分途,有学者无不能文,能文者莫不有学。降及近代,尽管学术界也模仿了西方学术的现代分工,但是无论学者所治专业为何,若缺乏基本的文学素养,则仍难跻身上流。
  钱穆先生是史学大师,文章一道,为其余事,但是他素来强调“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所以在古文辞方面也造诣颇深。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颇堪玩味。
  1949年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  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我们现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早年曾在湖南一师从袁吉六先生学古文辞达六年之久,造诣非同寻常。就连胡适也认为,中共的白话文以“我的学生”毛润之为第一。但是这篇布告,辞气却颇为严厉。钱穆先生从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钱基博先生大约受乃兄影响,不为所动。
  由于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同,他们其后的命运也大相径庭。钱穆先生不但在港创立新亚书院,绛帐春风,桃李满天下,而且著作等身。钱基博先生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
  这里无意于对他们当时的选择做价值评判。但是,比起文学家的文体学来,钱穆先生这种史家的文体学功夫,却委实让人惊叹。
  中国古代的文体学发端于先秦,而大成于六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的体性论是承继了六朝裁量人物的“才性论”而来,所以他由内及外,从人格而论及文体。
  在他看来,个体性格与心理差异决定了不同的文体风格:“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反之,也能从不同的文体风格窥见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情:“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然而,文学家的文体学,往往专注于文章的骈散奇偶、绳墨布置、起承转合这些属于文学的形式要素。这些当然也很重要,但要具备穿透纸面的洞察力,玩味文章的神理气味,从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来,就远远不够了。吴季札曾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若文学家的文体学,可谓明于形式而陋于知世道人心。而见惯历史兴亡的史学家的文体学,却往往能够以意逆志,洞烛幽隐,直指本心。曾国藩当年就主张,读文章、辨文体,要“先认其貌,后观其神”。若史家钱穆先生的文体学,可称得上是“能观其神”了。
  钱穆先生的回忆中还有一段轶事,涉及哲学家冯友兰。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冯曾揶揄钱穆说,“君治史学,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君治史学,乃为鬼学;我治哲学,即神学也。”颇以能应帝王的未来之学自诩。可是1949年10月,冯友兰向毛泽东写信表态说:“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回信却说:“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当时心下不免悻悻然,搞不懂“我有什么不老实”。冯先生的哲学文章风格独具,出神入化,可此信却引喻失当,比拟不伦。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看来,实在是语近轻薄,宜给予当头棒喝。后来冯先生虽然悟出了其中道理,但半生降志辱身,实由当初的这一信所致。
  钱基博先生的集部之学,独步天下。冯友兰先生也是一代哲学大家。尽管他们所攻术业不同,其实都是文体大家,但若论透过文体窥见政俗消息,通过文心觇知世道人心,则文哲学者不免终输史学家一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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