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聂鲁达黑岛故居回来的第二天中午，我在旅馆餐厅见到哥伦比亚诗人哈罗德。他似乎一下老了十岁，满脸病容，围着红围巾裹紧大衣缩在桌角。他说他昨天喝多了，老病犯了，现在只能靠流食维生。我问他是不是胃病，他说他根本就没有胃了，只能靠大肠消化。我说那你正好像鸽子一样，可以自由飞翔。
　　他住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曾是拉美现代文学的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的《今日中国》当了三年专家，回国时带了个叫雪梅的中国媳妇。雪梅在哥伦比亚生活了五年，由于内战的恐怖气氛和街头暴力，再加上外国人的种种困境，最终弃他而去投奔美国。“她是个好女人。”哈罗德感叹道。哈罗德一辈子结过五次婚，后两任都是中国人，看来他有中国情结。
　　我五年前去哥伦比亚麦德林参加诗歌节。那里处于内战状态，政府基本上只能控制大城市。据说一支左派游击队扬言，凡家产5000美元以上的均属绑架之列。不用说美国人，我看连中国白领差不多全都够格。而哥伦比亚人特别热爱诗歌。诗歌节开幕式是在体育场，听众有上万人。我走南闯北，也从未见过那阵势。哥伦比亚人还酷爱跳舞，街上到处搭着台子，只要音乐一响，行人就踩着点儿翩然起舞。对于常年被战乱困扰的人们，诗歌和舞蹈恐怕像空气和水一样必要。
　　第二天凌晨5点我被电话叫醒。我们要到智利北方的重镇卡拉玛（Camala），那是诗歌节的一部分。我们一行包括半打诗人一个智利歌手一个口译，由诗歌节主任何塞领队。在机场喝了杯浓咖啡，生锈的英文系统终于像钟表走动起来，我开始跟同伴们搭话。这半打诗人来自不同的国家：爱尔兰、斯洛文尼亚、葡萄牙、巴西和智利，只有我身份不明。
　　在飞机上我睡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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