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有句话，大意是，人非要触到霉头，才肯承认命运的力量；反之，则一切归功于自己。我们中国人就不这样。自从汤武革命，我们的祖先就赞美斗争的胜利者上应天命；造反还没成事的，为了名正言顺，也要祭起“替天行道”的旗号。这说明我们一贯重视谦虚谨慎的美德，虽然荀子的“人定胜天”，也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
　　于是在权威面前，我们非把脑袋磕到散了黄才肯完事。因为历史理性和道义的正当性在我们这里，实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对奉天承运者的评价，就算再不济，也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至于那些在“天择”面前竞标失败的，我们就不大客气——他们因大逆不道而遭天弃。有人一时得逞，如黄巢之流，即便在帝国首都开创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大好局面，也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除了小说人物宋江和当年的写作班子，没见有谁正面评价过此人。
　　当年的写作集体里，还有不少是理科出身。他们编写过不少材料，宣传技术革新和科学主义。记得有一本小册子叫《恐龙》，学校老师还组织我们去自然博物馆学习过。我们被告知，恐龙是一种蠢笨的冷血爬虫，有些体型庞大，就像当时的美苏两霸，后来被代表先进发展方向的哺乳动物所淘汰。我们对自然界的看法，带有发展主义的价值取向：一个种群消灭了，一个种群胜利了，这就是十几亿年的生物进化史。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至少相当一部分恐龙是恒温动物，脑量十分可观，和鸟类有直接的亲缘关系。早在19世纪，恐龙教开山鼻祖理查欧文，就怀疑禽龙的心脏拥有四腔结构。
　　卡尔维诺在小说《宇宙连环画》里，写过一头大灭绝后幸存的恐龙。它混入一群新兴动物，成了饱受冷眼的怪物和受气包。那些历史的宠儿一代复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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