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本朋友AD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起飞以前，由于营养不良他个儿矮，仅一米六三。“那是和我同年出生的日本男人的平均身高。”他说到此嘿嘿一笑，有点儿无奈，有点儿自嘲，好像他是幸存下来的日本现代化的史前动物。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民家庭。上大专时开始学中文，说到自己的导师他满脸景仰，似乎让别人也分享这阳光雨露般的恩泽。在导师的指引下，他在大阪一家书店工作了几年，积攒下到北京留学的银两。做店员的记忆并不怎么愉快，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每天至少得鞠好几百个躬。”
　　在北京，他与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我能想像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混久了的那股子舒坦劲儿，可以迎风打哈欠，自由自在伸懒腰，穿着背心满大街溜达。从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他死活要留在北京。“一想到回日本每天要鞠那么多躬，我就怕。”他说。
　　说到日本人的鞠躬，我算服了。前几年去日本参加活动，我到哪儿都赶紧握手，就想免去鞠躬这一繁文缛节。可发现握了白握，日本人民握完手后退一步，然后深鞠躬。入乡随俗，我只好握完手再鞠躬，或先鞠躬后握手，后来索性放弃握手。鞠躬这门学问博大精深，其弯曲程度取决于社会等级贫富辈分性别等种种差异，且一次到位，不能找补。在日本，据说，某些公司在培训雇员时，准备可调节角度的三角型板架，仅鞠躬这一项就得苦练三个月。要不怎么成了魔症，若是在日本看见有人在电话亭边打电话边鞠躬，电话线另一头肯定是他的老板。
　　我跟AD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纱幕代替铁幕，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还有神秘感，正是这神秘感，造就了不少浪漫故事。在人大读书的晓阳正学日文，时不时组织郊游，把天真浪漫的日本留学生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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