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转了一圈，又回到市场，回到斯密关于政府职能的定义，政府的作用不在市场之内，而在市场之外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

　　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记者问他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不假思索地答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一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学者，在事业的峰巅向学术对手致以崇高的敬意。这敬意并非佯作大度，与谦虚和礼貌也没有任何关系，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正是这一批判将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凯恩斯就没有弗里德曼。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横扫西方世界，主流的古典经济学一筹莫展，它既无法解释萧条的产生，也不能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凯恩斯大胆抛弃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不再固守完美竞争的市场，不再视价格为具有充分弹性的供需平衡器，在价格刚性的假设下，导出了长期萧条的可能性，并提议政府增加开支以补充私人部门的需求不足，从而赋予政府前所未有的经济功能。
　　凯恩斯简单假设了价格和工资刚性，但未给出刚性的微观理论解释，这一缺陷由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者部分弥补。凯恩斯学派另一更关键也更致命的假设，是“无所不能与仁慈的”或“聪明且意愿良好”的政府。这里“意愿良好”的含义，是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令人诧异的是，迄今没有几个凯恩斯主义者对此基本假设作过认真和系统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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