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后中国非封建社会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8年第0期 出版日期2008年06月23日


序与跋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唯经济史观,认为经济制度是下层构筑,此一构筑的变化,必将导致作为上层构筑的政治制度之改变。其所秉持的史观,实在是始于封建社会,然后是资本主义,以下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则是出于其展望,至于在封建社会以前的原始公社与奴隶社会,则是其信徒后来将其所著“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社会”改头换面,移花接木而成。
  马克思以封建社会为其唯经济史观之开端,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近代国家雏形是形成于封建社会,但他认为封建社会解构后即进入资本主义,则嫌过于笼统;盖因现代一般学者都认定资本主义是随18世纪工业革命而崛起,而封建社会则是崩颓于公元1300年至1500年间。
  从西欧史实看,其发展情况大致如下:
  900年至1300年为封建社会
  1300年至1500年为灰暗时代
  1500年至1750年为重商主义
  1750年至1780年为重农时期
  1780年起为资本主义
  回顾中国早期经济发展史实,是和西欧若合符节,即:
  西周为封建社会
  春秋为灰暗时代
  战国是重商主义
  秦始皇与汉高祖重农抑商
  汉代文景之治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到了汉武帝,为筹措军费,将盐铁酒收归国营,并采平准政策,才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即被扼杀。但在汉武以前的中国和中世纪以来的西欧,其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归纳出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
  历程:封建社会→重商主义→短暂的重农→资本主义
  动机:人类求生存、求发展
  推动: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互动与均衡
  所谓“制度”,基本上为静态,但在比较上,经济制度是比政治制度变动较多,这是由于常受人类求生存、求发展动机冲击之故,此所以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下层构筑。
  其实,马克思所据的史实,主要为西欧诸国,这些国家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可以称为小国。在这些小国之中,工商人士较易发挥其影响力,所以,经济制度的变动势必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大国则不然,其政治力量因幅员广袤与人口众多,使执政者有君临天下之势,工商人士莫能与之抗衡,以致政治制度成为下层构筑,经济制度反而成为上层构筑。
  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应该互为表里。譬如封建社会中,政治上的封建制度配上经济上的庄园制度,以达成均衡,此一均衡是否稳定,则是取决于该国是大国还是小国:若是小国,则不稳定,以致失衡后难以回复原先状态,而将形成新的均衡;若是大国,则此均衡是稳定的,失衡后几将回到原点,此所以中国自汉武以后,出现一治一乱的(近似)循环。
  中国的治与乱,正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写照。“合”是大一统,本书称之为一元体制;“分”是指分裂,称之为多元体制。二者实以人地比例为必需条件,这是由于在农业社会里,人地比例是重要因子,此比例大,意味着农民劳动生产力低落,民不聊生,必将揭竿而起,从而国家由“合”而“分”;战乱之中,人口大减,人地比例大为降低,天下渐有由“分”而“合”之趋势。
  本书是将中国自秦汉起区分为三个一元体制与两个多元体制时期。且自西周起,对于这些阶段或期间,均讨论其财经得失。除据具体史实从一般经济理论观点予以评论外,还提出地盘成本(保障成本)或制度成本意念,以作衡量得失之标准,大致上,是将政府课征的赋税、力役,视为明显的制度成本,而将其政策的效果视为不明显成本,其对经济有良好效果者,则此成本为负值,若有不良影响者,则该成本为正值。
  11年来,念兹在兹,一直以中国经济史为念,其中虽亦撰写若干篇学术论文,亦多环绕着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至于写作时间,则均在下午,利用午睡时间,每次写作,最多为千余字,大多时间是在千字以内,有时枯坐半天,未写只字,那是在阅读、构思。即在每写一章以前,将有关论著浏览一番,通常需要十天到半个月,将其要点择出,然后做运笔之构思,最后才是动笔。在撰写之中,若是获得新材料或是形成新意念,又需随时补充与修正。■
  《中国经济史》,侯家驹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本文选自作者“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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