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淡出正其时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8年第18期 出版日期2008年09月01日

胡舒立

大幅缩小“举国体制”范围,结束竞技体育领域的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商业体育、振兴体育产业,让市场成为竞技体育兴盛的基石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以双重的巨大喜悦落下帷幕的。除了主办成功的喜悦,还有“金牌丰收”的喜悦——51块金牌的收获比上届雅典奥运会多出六成,是八年前悉尼奥运会的近两倍。
  于是,颇有一些人士很振奋地说,累累金牌证明体育“举国体制”非常有效,所以,中国竞技体育应当继续高举“举国体制”大旗走下去。我们对此万难苟同,并深以为在此次金牌盛宴之后,中国当告别“举国体制”,启动体育领域的全面改革。这关乎中国体育产业的成长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兴盛,关系到中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全局息息相关。
  竞技体育领域不是孤立于当代中国变革版图的孤岛。体育改革拖不起也等不起了!
  没有人否认,中国人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是很荣耀、很兴奋的事情,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加中国作为体育大国乃至世界强国的自豪感,可谓意义重大。不过,金牌是有成本的。因为中国的竞技体育一直实行传统计划经济框架下的“举国体制”,所以,金牌投入主要依靠纳税人的钱,依赖国家资源。虽然官方对金牌项目所涉成本一直未予公布,媒体对单块金牌成本的估算,也曾出现从六七千万元至7亿元的不同说法,难以证实或证伪,但现代竞技体育竞争激烈,中国为实现“奥运增光项目”多年来耗资不菲,此次北京奥运会拿下51块金牌更是代价高昂,应当是不争的结论。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在赛场上、在电视机前为金牌激情难抑的普通公众,对为金牌付出如此代价是没有心理准备的。
  进一步说,投入与产出也并不对称。“举国体制”着眼于层层选拔、封闭培养专业运动员,在占用了大量资金后无法对大众体育形成带动力。国家培养的金牌选手们可成为各种商品的形象代理,但巨额现金收益主要属于运动员个人及其教练团队;所属机构或有机会“利益均沾”,少部分还可能会成为未来训练补充资金,但经济上回报出资人的可能性等于零。广大公众的兴奋和赞叹成了夺金的主要收益,而金牌达到一定的量则兴奋感必然降低,体现为令人遗憾的边际收益急剧下降。
  中国正处在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期,服务业发展和内需市场启动都在呼唤体育产业的崛起。然而,“举国体制”以垄断方式盘踞了竞技体育的主要资源,堵塞了商业体育的发达之路,体育产业的成长受到严重抑制。排球、篮球、网球这些本来表演性很强的体育项目,其商业价值都未能充分开发;在“举国体制”身侧半官半商踽踽独行的足球,也只能在制度畸变中可悲地沦为谈资笑料。
  体育“举国体制”有如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早已弊端重重,效率低下,弃计划、选市场势在必行。是项改革之所以一拖再拖,千难万难,主要在于“金牌之忧”。因为“举国体制”一直被视为可在短期夺金的有效安排,改革“举国体制”的可能成本就是短期金牌损失。不过,感受北京奥运洗礼、手握51金之后,公众的金牌情结大规模释放,制度关注正在上升。不仅改革的成本已经下降,改革的时机也已完全成熟,改革的压力也加大了。
  当然,改革需要策略。国有体育格局强大固化已有经年,“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并不可行。比较理性的办法应当是首先大幅缩小“举国体制”的范围,结束竞技体育领域的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商业体育、振兴体育产业,让市场机制成为竞技体育兴盛的基石。政府则主要做该做的事,把钱和力用到全民健身和大众体育的发展上;进而随着“举国体制”淡出,顺应“大部制”的政府机构改革潮流,重启十年前受阻的政府体育部门职能转型。
  改革的过程,应当是中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过程。其重心之一,就是冷静地看待金牌价值,让体育回归本位。我们仍然盼望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比赛、尤其是在下届伦敦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仍然会为中国运动员的优异表现而欢呼。但金牌的意义大可不必夸大,更不能政治化。已经摒除了自卑感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不断增长的金牌数字来证明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则中国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携手、中国从“金牌大国”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就是可以期待的。■

出版日期:2008年09月01日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8年第18期

(本文刊于9月1日出版的2008年第18期《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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