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交流】中国经济和金融业走向

本文见《金融实务》2008年第10期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樊纲:推动私人产权和市场化作用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家要讨论的是风险问题,竞争过度问题,创新过度问题,以及监管不力的问题。但是,回到中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的问题却是发展不足,竞争不足、监管过度和成本太高。而最根本的,是大家已经遗忘多年的问题,即过多的国有化,没有充分发挥私人产权和私人信用的作用。
  这其实是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话题。商业银行本质上就是私人之间的信贷、信用关系,而且中国的经验,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也都体现了这种特质。我们的金融机构现在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的金融机构,大型商业银行都归国家所有,使信贷变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信用关系,不仅容易导致呆坏账,还会将政府陷入一般的信用关系中,加大监管成本,湮没政府的监管执法职能。
  既然是国有,最后承担责任的是政府。政府拼命地监管,越管越严,越管越死,管到婆婆妈妈的小事上,这就失去了监管,变成了所有者。政府对私人之间信贷的限制,使商业银行失去了信用基础。现在一提发展金融,焦点都在股票市场衍生工具上,却忘了最基本的产权,最基本的私人之间的信用。惟有减少国家跟私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政府才能真正作为第三者,作为执法者。
  第二点,我们要发扬法制的精神,才能保证创新活动的发展。法制的精神,就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而不是政府同意你可以做的事情才是可以做的事情。应该由法律规定不能做的事情,而不应凡事凭政府批准。如果要靠政府批准才能做事,我们永远没有灵活的创新体制,包括金融。
  再说到一点具体的,资金的基本要素是利率,但利率市场化这件事好像被遗忘了。利率不能市场化,不能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怎么消除我们现在仍然用行政权力管制的利率利差?此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责任也与政府责任混为一谈,政府规定了不可变动的利差,而政府监管也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个市场是不正常的。从长久来讲,市场的固定利率制度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展开,我们的市场也没法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
  这也是中国价格改革的一部分。中国的产品价格已经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要素价格的改革,从能源价格、电力价格到资金的价格,在改革开放30年后如果还不能走向市场化,中国经济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反而要回过头来思考,我们怎么能够进一步发展,使市场竞争更加发展,使中国能够真正拥有在世界范围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
  樊纲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本文见《金融实务》 2008年第10期


许小年:经济体制刚性阻碍转型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期。国际金融市场上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情从金融角度来讲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对中国的间接冲击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国外金融动荡是产生于金融创新过度,风险过度,国内正好相反。在讲中国问题之前,我想强调一个观点,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风暴,源头到底在哪里,我们总结了很多,却没有总结美联储的运作。
  在我看来,这场金融危机总源头是美联储,美国的衍生金融工具,各种金融品种的膨胀,只不过是货币发行过度的一个必然的结果。“9·11”之后,美联储把过低的利率保持了过长的时间,所以,今年格林斯潘说美国碰上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为什么?因为美国有一个百年不遇的美联储主席,就是格林斯潘本人。为了避免这样的危机在美国重新出现,当务之急是约束美联储,当务之急是要监管监管者,不能让中央银行随意发行货币,发行货币的节奏一定要与世界经济保持一致。
  那么,这场危机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的实体经济来说,这场危机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将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有两条原则,第一条叫投资驱动,第二条叫低成本的外向经济,现在两者都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外部需求减弱,外向经济碰到很大的困难。在广东、江浙一代,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关门。同时,投资正在减弱,投资品价格迅速回落,钢价格在回落,机械设备价格在回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增长模式,行之有效的企业的发展模式,尽快地实现转变,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转型具体来讲是从投资转向消费,这个大家都同意。问题是,怎么转?近几年,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占到GDP比重已经接近50%,而居民消费仅仅占GDP的35%,美国的居民消费则占GDP的70%以上。我们的经济增长似乎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为了老百姓消费而增长。此外,我们的制造业占GDP的50%,可是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仅占全社会的27%,服务业虽然占GDP的40%,但是提供了30%以上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要解决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希望不在制造业,希望在服务业,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实现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型,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
  但是,谈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转不过去?原因不是市场的刚性,而是我们经济体制的刚性。受到经济体制限制,我们转型永远是在嘴上,而不能够是在经济上。这个刚性表现在我们对经济的过度管制,这种管制阻碍了转型顺利进行,阻碍了资金在各个行业的流动。制造业的企业关闭了,其所有的资源不能够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地方和领域去,因为进入壁垒高耸。具体而言,我们重要的服务业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舆论,这些现代的服务业,都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从制造业游离出来的资源和人力无法进入。
  当经济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时候,要求我们的金融体系跟着转型。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体的,基本上是服务于大型制造业的,它不能适应分散的、创新的、多样化的服务业。这给我们经济转型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原因也是管制。监管当局管了很多公司的事情,如开设网点、任命高管等,这都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却统统收到监管者手里。过度管制造成金融机构产品单一、机构单一,连业务操作都有统一的规范,更别说创新了。
  政府应该做的是把市场中出现的新事物、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及时地总结及合法化,事后追认。
  安徽小岗村农民的改革,既不合规也不合法,当时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抵触的,但有了这个违法,才开始了中国伟大的农业改革。政府应该做的,是像小平同志那样,及时总结,认为这是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中国经济非常有利的措施,将其合法化。如果都先要求合规合法,中国经济改革不会到今天这一步。
  东南沿海地下钱庄很多,也不宜总是打压。其“非法集资”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可依。这些金融机构发挥了国有银行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商业银行现在不敢给房地产贷款,他们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反之,要靠孟加拉银行那样的金融机构去发挥作用。这样的机构我们早就有了,而且运作得不错,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要做的就是要承认它,合法化,规范管制,政府作用的界定就在这里。
  这几年,市场化的改革停滞不前,政府对经济的卷入越来越深,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分界长期存在着误解,观念上混乱。我们经常把政府在危机时刻的职能,和在常态中的职能混在一起。政府在危机时刻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像今年的美国政府,就像1929年的美国政府,就像在战争时期的各国政府一样。但危机时期的政府决策,并不意味着要在常态也做这么多事,这两者要区别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掀开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序幕。但凯恩斯主义产生于危机时刻,它仅适用于危机时刻,我们现在把凯恩斯主义无限地推广,把它推广到常态中去,这就走得太远了。所以,在这个认识上,我们需要澄清。
  第二,我们需要澄清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平衡,一部分弱势群体不得不依赖政府。但是,不应把弱势群体依赖政府扩大为中产阶级也依赖政府,这个事情也要分清。政府的社会职能,主要是去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而大部分人口是不需要政府去关心的,他们可以生存发展。
  我们应该将这些问题先搞清楚,解除管制,促进资源在各个部门中流动,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外部产生的冲击,不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重点。■
  许小年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本文根据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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