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室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8年第24期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24日
我深感内疚:为什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波动》的修改

北岛/文

  我深感内疚:为什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波动》的修改

(一)
  1974年11月下旬某个清晨,我写完中篇小说《波动》的最后一句,长舒了口气。隔壁师傅们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当敲着饭盆去食堂。我拉开暗室窗帘,一缕稀薄的阳光漏进来,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个多月前,工地宣传组孟干事找我,要我脱产为工地搞摄影宣传展。我不动声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为构思中的中篇小说发愁。首先是几十号人睡通铺,等大家入睡才开始读书写作,打开自制台灯——泡沫砖灯座,草帽灯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为了多挣几块钱,师傅们特别喜欢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贼死,把读书写作的精力都耗尽了。
  说来这还是我那“爱好者”牌捷克相机带来的好运:给师傅们拍“全家福”标准像遗照,外加免费洗照片,名声在外。我一边跟孟干事讨价还价,一边盘算小说布局:首先嘛,要专门建一间暗室,用黑红双层布料做窗帘,从门内安插销——道理很简单,胶片相纸极度敏感,有人误入,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干事连连点头称是。
  暗室建成了,与一排集体宿舍的木板房毗邻,两米见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独门独户。搬进去,拉上窗帘,倒插门,环顾左右。我掐掐大腿,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国的国王。
  由于整天拉着窗帘,无昼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在稿纸周围,是我设计并请师傅制作的放大机,以及盛各种药液的盆盆罐罐。我在黑暗中冲洗照片也冲洗小说,像炼金术士。工地头头脑脑视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当开门,他们对现代技术啧啧称奇。我再拍标准照“贿赂”他们,用布纹纸修版外加虚光轮廓,个个光鲜得像苹果鸭梨,乐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华,那几天在附近干活,常来串门。他知道我正写小说,我索性把部分章节给他看。他不仅跟上我写作的速度,还出谋划策,甚至干预原创。他认为女主人公“肖凌”的名字不好,有消蚀灵魂的意思,必须更换。
  这暗室好像是专为《波动》设计的,有着舞台布景的封闭结构、多声部的独白形式和晦暗的叙述语调。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惫不堪,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把手稿装订成册,首先想到的是赵一凡。自1971年相识起,我们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伤残瘫痪,而那大脑袋装满奇思异想。他和家人同住大杂院,在后院角落,他另有一间自己的小屋。
  我在他书桌旁坐定,从书包掏出手稿。一凡惊异地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问:完成了?我点点头。他用两只大手翻着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满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这儿。见我面有难色,他接着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么都不踏实,特别是他那过于自信的口气,更让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赶到他家,借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视我,大脑门上沁出汗珠,摊开双手,无奈地叹了口气。
                            
(二)
  1975年2月初,刚下过一场雪,道路泥泞。我骑车沿朝内大街往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东侧南拐,到前拐棒胡同11号下车。前院坑洼处,自行车挡泥板照例哐啷一响。穿过一条长夹道,来到僻静后院,蓦然抬头,门上交叉贴着封条,上有北京市公安局的红色公章。突然间冒出四五个居委会老头老太太,围住我,如章鱼般抓住自行车。他们盘问我的姓名和单位,和赵一凡的关系。我信口胡编,趁他们稍一松懈,突破重围,翻身跳上自行车跑了。
  回家惊魂未定。人遇危难,总是先抱侥幸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里反倒踏实了。让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苏制翻拍机(必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如果《波动》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里,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关上十年八年。我仔细计算翻拍所需的时间:手稿在他家放了两夜,按其过人精力及操作技术,应绰绰有余。但心存侥幸的是,既然手稿归他保管,又何必着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传组解除我“首席摄影师”职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组监督劳动。摄影宣传展无疾而终。孟干事宣布决定时,低头看自己的指甲,一丝冷笑,似乎总算解开暗室之谜。
  我灰头土脸,卷铺盖搬回铁工班宿舍。陈泉问我出什么事了。他是来自农村的钣金工,是我的铁哥们儿。可很难说清来龙去脉。陈泉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好这个——读呀写呀,可这都啥年头啦?别往枪口上撞。我嫌烦,往外挥挥手,他哼着黄色小调走出门。
  我每天继续打铁。在铁砧上,阎师傅的小锤叮当指引,而我的14磅大锤忽快忽慢,落点不准。他心里准在纳闷,但不闻不问。保卫组的人整天在铁工班转悠,跟师傅搭话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我去找彭刚,他是地下先锋画家,家住北京火车站附近。听说我的处境,二话没说,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到新侨饭店西餐厅,为我临别壮行。他小我六七岁,己有两次被关押的经验。席间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皮肉之苦不算什么,他说,关键一条,绝对不能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新侨饭店门口分手,风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叹了口气,黯然走开。
  那年我26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
                             
(三)
  几个月后,危险似乎过去了。危险意识是动物本能,不可言传,但毕竟有迹可寻:保卫组的人出现频率少了,见面偶尔也打招呼;政局有松动迹象:电影院上映罗马尼亚电影;女孩们穿戴发生微妙变化,从制服领口露出鲜艳的内衣。
  我决定动手修改《波动》。首先是对初稿不满,不甘心处于未完成状态。再说受过惊吓,胆儿反倒大起来。在家写作,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唠叨个没完。我跟黄锐诉苦,他说他大妹黄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间空房。
  我走后门开了一周病假,扛着折叠床,乘长途车来到远郊的昌平县城。黄昏时分,按地址找到一个大杂院,跟门口的男孩打听。他刚好认识黄玲,为我领路,穿过晾晒衣服被单的迷宫,直抵深处。黄玲和新婚的丈夫刚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饭。隔几户人家,他们另有一间小屋,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纸箱。支好折叠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远,总算找到“世外桃源”。
  没有窗帘,很早就被阳光吵醒。在桌上摊开稿纸,我翻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这本小书借来多日,爱不释手,对我的修改极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话,那是小说中最难的部分。
  我刚写下一行,有人敲门,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人隔窗张望。我把稿纸和书倒扣过来,开门,用肩膀挡住他们的视线。领头的中年女人干巴巴地说:“我们来查卫生。”无奈,只好让开。她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东摸摸西动动,最后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纸上。那女人问我来这儿干什么,答曰养病,顺便读读书。她抚摸稿纸一角,犹豫片刻,还是没翻过来。问不出所以然,她们只好悻悻走了。
  刚要写第二行,昨晚领路的男孩轻敲玻璃窗。他进屋神色慌张,悄悄告诉我:刚才,我听她们说,说你一定在写黄色小说。他们正去派出所报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动,摸摸他的头说:我是来养病的,没事儿。还得谢谢你了,你真好!他脸红了。给黄玲留下字条。五分钟后,我扛着折叠床穿过院子,仓皇逃窜。
                            
(四)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死讯投下巨大的阴影,小道消息满天飞,从报上排名顺序和字里行间,人们解读背后的含义。自3月底起,大小花圈随人流涌入广场,置放在纪念碑四周,堆积如山。松墙扎满白色纸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铁从始发站苹果园出发,直奔天安门广场。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贴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
  4月4日清明节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那天上午,我从家乘14路公共汽车到六部口,随着人流沿长安街一路往东,抵达广场。混迹在人群中,有一种隐身与匿名的快感,与他人分享温暖的快感,以集体之名逃避个人选择的快感。我想起列宁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花圈白花的伪装下,广场有一种神秘的节日气氛。我东转转西看看。有人站在高处演讲,大家鼓掌欢呼,然后共谋一般,掩护他们消失在人海中。
  我回家吃完晚饭,又赶回天安门广场。趁着夜色,人们胆子越来越大。晚9点左右,我转悠到纪念碑东南角,在层层紧箍的人群中,突然听到有人高声朗读一篇檄文:“……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他读一句停顿一下,再由周围几个人同声重复,从里到外涟漪般扩散出来。公开点名“江青”,比含沙射影的诗词走得更远了,让我激动得发抖,不能自已。在苍茫暮色中,我坚信,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快要到来了。
  4月5日星期一,我上班时心神不宁。下班回家见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态的发展:当天下午,愤怒的人群不仅冲击人大会堂,还推翻汽车,火烧广场工人指挥部小楼。当晚,镇压的消息,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传播,据说用棍棒打死无数人,广场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骑车来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头紧锁,却平静地说,他是来道别的,把女朋友托付给我们。他决定独自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以示抗议。那等于去找死。可在那关头,谁也无权劝阻他。他走后,我深感内疚:为什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波动》的修改。
  由于戒严,史康成根本无法进入广场,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回到人间,回到女朋友和我们身边。两个月后,我改好《波动》第二稿。■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更多关于 暗室 的新闻
有意与本刊合作者,有关合作事宜请与财经网联系。未经财经网书面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否则即为侵权。
[京ICP证070301号]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B2-20040250]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040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05607号
Copyright 《财经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复制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