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8年第16期 出版日期2008年08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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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文

失聪的首批牺牲者是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们,本来就耳背,这回干脆什么也听不见了:我们放声高歌,朗诵诗文,激烈辩论。噪音成了我们的保护屏障

(一)
  我六七岁时发明:一边哼音乐,一边插入几声汽车喇叭。这两种声音叠加在一起,于我,就意味着大都市。如今梦想成真,我被大都市的各种噪音(特别是无所不在的电钻声)折磨得发疯,彻夜难眠,这才好歹明白,所谓大都市与那农业帝国的孩子的口头创意无关。
  上世纪60年代初的北京,静得像个大村庄,早上居然能听见公鸡打鸣。那是住一层的弓家因地制宜,在大院围墙内辟出一小块自留地。除了种瓜种豆,还养了一笼鸡,有只孤傲的公鸡每天报晓,把我吵醒。公鸡打鸣如歌手练声——听众提心吊胆跟着,沿云梯爬升,骤停,悬在半空。弓家还养了只火鸡,摇晃脖上肉垂发出咯咯喉音,像得了哮喘病的老头。它健硕且驯顺,让我们这帮孩子轮流骑在背上,昂首阔步。
  我翻身,刚想睡个回笼觉,成群麻雀呼啦啦落在房顶,叽叽喳喳,啄着铁皮排水管,发出空洞的回声。其中一只叫声最亮,翅膀扑腾最欢。冬天,锅炉房工人开始添煤加温,热水顺暖气管道哗哗循环流动,伴随着嘶嘶的排气声及冷暖气流撞击时噼啪的爆裂声。我似乎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消化排泄系统中。
  楼下出现人声。脚步纷杂却清晰可辨:男重女轻,劳力者浊,劳心者稳,老人滞中有间歇,孩子则多变,有的活蹦乱跳,有的拖着地走——费鞋。自行车声被清晨的寂静放大:辐条呼啸带风,轮胎飞沙走石,链条铿锵蹭着链套,铃声响起,洪钟般震耳欲聋。
  我又翻了个身。再往远处细听:马打着响鼻,铁蹄在柏油路上打滑;车把式大声呵斥,鞭梢劈开空气,车辕在颠动中吱嘎作响。一辆14路公共汽车驶过,马达轰鸣,突突喷吐尾气,开关门时掣动器发出叹息,售票员懒洋洋地报站:“刘海儿胡同到了——”
  大约7点25分,班主任李老师穿过三不老胡同。他瘦高挑儿,腰板笔直,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向前迈进,黑皮鞋橐橐作响。他清清嗓子,一扭头,呸地吐出一口浓痰。一听见李老师的脚步声和吐痰声,我慌忙爬起来。

(二)
  若生病或装病,我会继续赖在床上。大约8点半,邮递员小李骑车送报送信。他捏闸下车,一脚踢起支架,懒洋洋喊道:“XXX挂号信,拿图章。”
  太阳升起来。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北京的吆喝声特别,显然与胡同的深度宽度和弯度有关;要想让商业信息家喻户晓,非得把吆喝抻长拉宽外加七拐八弯才行。
  北京人语速快,咬字含混,吆喝是对北京话的纠偏:把音调放慢拖长,穿糖葫芦般给每个字应有的重视——清脆圆润,合辙押韵。关键还得底气足,有穿透力,换气不换声,平起,一翻身高八度,站稳了别掉下来,拉长韵尾——张恨水在《市声拾趣》中写道:“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唤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唤声,复杂而谐和,无论其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
  “有破烂儿的我买,有破鞋烂袜子的我买——”这是收废品的,用倒装句显示了一种底层的自信。这自信可随时转化为帝国的自信:“有原子弹的我买——”
  还有透着北京人抖机灵耍贫嘴的功夫。比如,卖蟠桃的吆喝:“这不是大姑娘扎的,也不是二姑娘绣的,这是三姑娘逛花园一脚踩下一个扁盖儿桃——”
  “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广告语简单明了,品牌和存货清单全齐了。
  北京人讲话“卖什么吆喝什么”,这原始交易代表北京人纯朴的一面,童叟无欺,最多吹点儿小牛,那本是广告的功用嘛:“这冰人儿的西瓜脆沙瓤儿——”“萝卜赛梨,辣了管换——”“喝了蜜的大柿子——”
  吆喝往往配有响器。比如:卖烧饼麻花的用木梆子;耍猴儿的用大锣;收购破烂儿的用小皮鼓;卖冰镇酸梅汤用两个小铜碗,上下一掂铜音串串,叫“冰盏儿”。还有剃头的用“大音叉”,用铁板在中间一拨,那铮铮颤音先把人弄懵了,就势按那儿,不管头发长短,先剃成秃瓢再说。“磨剪子来戗菜刀——”磨刀人的用“铁头”,即五片铁皮串在一起,哗啦作响,这玩意儿有个雅号“惊闺”。
  楼下传来最令人激动的吆喝声:“冰棍儿,三分一根儿,五分一根儿——”那三分的是红果或小豆冰棍,五分的是牛奶冰棍。我兜里只有两分钱,估计和卖冰棍老太太讨价还价,能弄一根缺棍或半化的红果冰棍。
  刚从收音机听完侯宝林的相声《服务态度》,我跟一凡就跳进刘海胡同副食店,模仿相声中的段子唱起来:“买卖买卖和气生财,上柜台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像你这买卖怎能不发财……”没唱完,就让人给轰了出来。

(三)
  最想进入我们生活的是蚊子,防不胜防。人类用扇子、蚊香和敌敌畏试图保持距离,没用。夏夜充满蚊子的轰鸣。蚊子拐弯声特别,有金属硬度,夹杂着幽怨与威胁,放大一万倍,估摸就跟火箭追踪目标的呼啸一样。各种蚊香应运而生,可蚊子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像瘾君子,在云雾中飘飘欲仙,发出陶醉般的叹息。当年《北京晚报》有幅漫画:床下放了四个点燃的蚊香,把人薰死了,一只蚊子照样叮在鼻子上。
  我手持蝇拍,在罗儿胡同副食店门口,借助一块臭鱼头打苍蝇。打死一只,用竹夹子捏起,放进玻璃瓶。数了数,只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二,按学校规定,每人每天要打死至少50只苍蝇。那群苍蝇嗡嗡叫,低空飞行,就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冲向那鱼头,不惜粉身碎骨。
  夏天是蛐蛐和蝉的天下。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在诗中这样写道:“蟋蟀疯狂地踏着缝纫机”。就是这些小裁缝缝补着我童年的日日夜夜,让我梦魂萦绕。我在护国寺的百花深处买了只蛐蛐,放在小瓦罐里,用 草探子引它开牙,它自以为得胜时振翅高歌。有一天罐子没盖好,蛐蛐不见了,我急得翻箱倒柜,而它一直藏在我家某个角落,疯狂地踏着缝纫机。
  小暑后,蝉蛹出土,鸣声四起。蝉,学名金蝉,俗称知了。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写道:“蝉翼后的空腔里,带着一种像钹一般的乐器。它还不满足,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以增强声音的强度,蝉为了满足对音乐的嗜好,确实作了很大的牺牲。因为有这种响板,使得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只好把它们压紧到最小的角落里。”其实它们纯粹是噪音制造者。把北京吵得天翻地覆,天越热越来劲儿,让人心烦意乱。我跟楼里的孩子们一起去粘知了。先把面粉淘洗成面筋,置于竹竿顶端,再由善爬树的攀到大树杈上。被粘住的知了浑身颤抖,不再鼓噪。
  一到中秋,知了退出舞台,蝈蝈粉墨登场。卖蝈蝈的小贩出现在街头,不用吆喝,那叫声就是最好的广告。与知了相比,蝈蝈叫声十分悦耳。蝈蝈长得就顺眼,像外星人——蓝脸粉肚紫翅膀。被关在竹篾编的笼子,它们心满意足,直到唱彻漫天大雪。

(四)
  加入少先队后,我最高只混到小队副(一道杠臂章),这近乎耻辱,连我弟弟都当上中队长(两道杠)。幸运的是我被选为鼓手,让我欣喜若狂。这显然与我热爱的苏联电影《少年鼓手的命运》有关:鼓手谢廖沙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因丢失了机密文件被捕入狱。特务伪装成老红军战士,乘虚而入。最终被谢廖沙识破,勇敢地和敌人展开斗争……
  我敲的是那种军乐队小鼓,用皮带斜挎身上,两手各持一鼓槌,白手套白衬衣白长裤外加红领巾——少年鼓手赵振开,多么光荣的称号。敲鼓看似简单,只有内行才知其难度,那鼓点复杂多变而清脆利索,像匹骏马奔驰。我的问题是协调能力差,顾此失彼,倒像是两头拉磨的瘸驴。在谢廖沙精神的引导下,我苦练基本功,平时没鼓槌,我就用铅笔或手指代替,成了魔症,在课桌上门上玻璃窗上簸箕上,甚至在公共汽车车身上,咚咚哒啦哒啦咚——差不多练了仨礼拜,两头瘸驴总算离开磨盘,但还是磕磕绊绊。
  伴随着鼓点声,我紧跟谢廖沙提高了阶级警惕性。我发现满大街都是形迹可疑的人,我们楼简直就是特务大本营。为了鼓手的骄傲,我决不轻易跟任何潜在的敌人打招呼。有一天,我在护国寺遇见被打成“右派”的庞家大哥,只见他东张西望,神色慌张,肯定是等着与台湾特务接头。我躲在树后,又尾随他穿过胡同。在楼梯上,我发现他的屁股兜鼓囊囊的,八成是手枪……
  队列仪式还剩下一周,我练得更苦了,连做梦都在敲鼓。两头瘸驴终于合二为一,小跑起来,但毕竟还不是奔马。
  队列仪式那天,待我挎上小鼓整装待发,骤然一阵鼓声,再细听,原来是心跳。一声令下,我和另外三个鼓手敲鼓前进,走向舞台。在舞台阶梯上,我的小鼓从挂钩脱落,砰然落地,引来全场哄堂大笑。我手忙脚乱拾起小鼓,一阵猛捶,把其他小鼓引入歧途,大乱。一个鼓手的命运就此结束。

(五)
  三不老胡同1号正对面是一个小纺织厂,本来没什么动静。只记得11岁那年,厂内贴出大字报,揭发车间主任耍流氓。我跟楼里的几个孩子混进去看热闹。那时字还认不全,即使认得也不解其意,比如“乳房”,让我好生琢磨:这秘密房子,到底藏在人体什么地方?
  60年代中期,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纺织厂开始扩张,新建的厂房挤压街道,堆满泥沙,骑车走路得绕道而行。厂房把所有天窗打开,等于用100个高音喇叭向我们喊话。夏天热,一开窗户,在家说话得大叫大喊。每周五厂休,静得反倒让人不知所从,难以入睡,盼着人家赶快开工。这还嫌不够,在纺织机噪音之上,厂里两派组织各自竖起高音喇叭,用更高的频率呼喊革命口号。
  一凡开始学日文,边学边翻译日文资料。他告诉我,噪音是按分贝计算的,按国际标准,这个纺织厂的噪音在90到100分贝以上,轻则听力受损,重则失聪。一凡写了封投诉信,可往哪儿寄?弄不好说你干扰革命大方向。好在失聪的首批牺牲者是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们,本来就耳背,这回干脆什么也听不见了:我们放声高歌,朗诵诗文,激烈辩论。噪音成了我们的保护屏障。
  “文革”初的一天夜里,我和同学骑车穿过平安里。夜深人静,突然街上出现十几头毛驴,在一个农民驱赶下往西行进。同学告诉我,每天都有这么一群毛驴,半夜从东郊大红门进北京,目的地是动物园。我愣住,问到底干什么。他笑着说,送到那儿就地屠宰,第二天喂虎豹豺狼。此后很久,我一到半夜就辗转反侧,倾听那毛驴凌乱的蹄声。它们一定预感到厄运将至,就像少年鼓手,调整步伐,抱着赴死的决心。■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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