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需要超越目前的强弱之争，寻求持久性的和解，尤其需要的是制度和解，而不是诡道乡愿

 　　在上海，一青年刺杀六警察的刑诉尚未审结；在哈尔滨，却又发生了六警察殴毙一青年事件。通过这两起并无关联却都很有典型意义的实例，可以看到某种令人忧虑的阴影在摇曳、在扩大，时而表现为国家暴力与反社会暴力的混淆和倒错，时而表现为群体抗争对个人犯罪的包容和吸收。
　　随着民愤与官愤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强，民众对罪与罚进行价值判断的集体意识（关于是非好坏的共识）似乎已经开始分崩离析，并逐步丧失对越轨行为的制约功能。在分离和改组的过程中，诉诸舆论以及操作传媒的各种动机正在发挥催化作用。从对死囚杨佳的同情，到对死者林松岭的态度变化多端，这个社会的集体意识渐次溃裂，确实是有迹可循的。
　　仅就围绕哈市警民乱斗案的舆情震荡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来考察集体意识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