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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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追寻,大于意义本身。正如她小时候独自远行,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

高尔泰

  我的第三位岳母,名字叫纪宇。一九二八年出生在北京城里一个基督教家庭,祖上有羌族血统。日本入侵、华北沦陷时,全家逃难,经武汉、西安,到了兰州,住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果树园里。日夜河声浩荡。她晚年的回忆录,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一句是,“浓密的树林,遮断了漫天烽火。”

  她从小没心眼,大大咧咧。别的孩子很容易地就可以把她手里的食物哄过去吃掉。常独自爬上摇摇晃晃的羊皮筏子,或率先走上咔咔作响的冰河,不知道害怕。父母亲曾担忧,她是不是有点傻。后来上了学,功课很好,才放心。

  父亲在美孚石油公司做经理,常带她到他们的交易场所——茶馆、酒楼,有牌桌和大烟榻之类的地方吃饭。说等她长大了,要送她到美国留学,她都不感兴趣。战时后方,共产党地下组织活跃,学校里私底下流传着不少禁书。她床头点支蜡烛,一读就是大半夜,把共产主义理想和改造世界的事业,当做了新的上帝。十六岁那年,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搞了个读书会,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监狱。

  还是不知道害怕,同审问她的人对嚷。女监里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叫王方玉,一个叫樊桂英,都对她关心爱护无微不至。从她们那里,她学到很多东西。以小孩子的身份,用各种方法,帮她们同狱中其他党员联络。大家都喜欢她照顾她,她对党更有了感情。解放后,王方玉当了铁道部劳资局长。樊桂英当了“右派”。八十年代我在北京她的家中,见过这两个人。命运虽迥异,一样是平常老太婆。丝毫也看不出那个英雄时代的传奇历史。

  父母亲用金条上下打点,把她救了出来。半年多的铁窗生活,摧毁了她的健康,却坚定了她参加革命的意志。康复后告别父母,一个人到了北京。一面上学,一面寻找地下党。后来做了学工委(中共地下组织学生工作委员会的简称)书记宋汝棼(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秘密交通员。就这样,一个没心眼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与学工委男同事李昌绍成了朋友,生死与共的那种。但是不久,她就同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被组织上送到解放区,上华北联大去了。

  去革命根据地,要偷越封锁线。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她。乘车时把座位让给别人,步行时抢着帮掉队的同志背行李。休息时集体唱歌,她站着打拍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要推倒三座大山/填平苦难的深渊……”。唱得热血沸腾,打拍子的两手,不觉都握成了拳头,紧得发痛。

  但是到达目的地以后,一切和想象的不同。干部吃饭,分大中小灶。开斗争会,场面很血腥。连扎两根小辫子、穿一件花衣服,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大家互相监督互相批评,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很远。不少同学情绪低落,她也是。在党的教育下,学会了“自我批评”,取下了“有色眼镜”,才又振作起来。

  一九四九年学校随军进京,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与昔日的男友分手,她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学校把她送到协和医院,同志们轮流值班看护。每次要输血,都有满满一卡车人来排队验血,更使她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出院后,与一位在病中照顾她无微不至的同事结婚。丈夫在经济系,她在哲学系。得一子一女。女儿小雨,后来是我的妻子。至今保存着一些他们当年的老照片,男女都穿着一式四个口袋的宽大军服,生活简单,精神充实。

  五七年“反右”时,她是系总支副书记。经手把一个个同自己从前一样百无禁忌的青年送往京西煤矿劳改,感到不安。昔日男友李昌绍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也在外语学院教授任上被打成“极右派”,更使她困惑。到回龙观精神病院去看望“右派”学生刘大骁,回来后更有了一种负罪感。二十多年后,在人大哲学系建系三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她作为嘉宾上台讲话:“在座的各位,有许多是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受害者。我当时盲目执行政策,伤害了许多无辜,一直十分内疚,请求大家原谅。”说着向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下来有两个人找她,一个是主持会议的人大副校长,一个是中宣部理论局局长,都是她当年的学生。他们说,纪老师你今天不应该这么说,我们没必要向他们道歉。她回答说,我不那么认为——这是后话。

  丈夫原则性强,不爱听她的牢骚。从五七年起,生活和工作都越来越压抑。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辆长途汽车里坐着些不知什么人,外面风雪茫茫,她缩在后座,要到东北大兴安岭劳教农场去找李昌绍,只为了说一声“我相信你是好人”。车不停地开,变成一间屋,没门没窗,一地没头的小动物,吓醒了。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分手十几年,同李已毫无联系,梦揭开的秘密,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几年后,她离婚了。同哲学系一个同事结婚,一起调离了人大。她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丈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家也先后搬到了永安里八号楼和大北窑一号楼。新生活并不更好,唯物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种种差别,使他们相处日久,相违日深。她依然寂寞。常在假期里带着孩子到各地走走看看。道路艰难,满目荒凉,每次远行归来,都感到身心俱疲。但她下次还去。来回于乡土中国的苦难,和学院生活的单调压抑之间,不知舍此安归?

  “文革”开始时,她“靠边站”。在农大畜牧系当总支书记的她的姐姐被打得很惨,向她求助。她帮助姐姐逃到一位朋友的山西老家,太行深山里的一个小村躲藏。村干部和民兵来问这问那,姐姐很害怕,又跑回北京。瞒着她,向红卫兵自首,把一切都招供了。她被揪斗时毫不知情,矢口否认一切。直到人家说出她的朋友乌子瑞(前北京市铁路局局长)和他的老家、太行山里那个偏僻小村的名字,才傻了眼。面对革命群众的滔天怒火,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英勇不屈的她,低头弯腰,任人推来搡去,像换了一个人。

  但是本性难移,依然没心眼,依然大大咧咧,依然生活在别处。“拨乱反正”以后,我到社科院哲学所时,她的先生是我的领导,常邀我到他们家吃饭,我因此认识了她和她的女儿小雨。她头发已经花白,目光依然单纯,待人依然真诚。凡有进京鸣冤的熟人、学生来访,她都鼎力相助。或供食宿盘缠,或代申诉陈情,忙得不得了。但帮助他人的快乐,治不好亲人背叛的创痛,更不能充实信仰和爱情破灭以后留下的双重真空。我发现她只要一静下来,就陷入忧郁之中。眼瞳里映着那个精神宇宙中的黑洞。

  我和小雨结婚时,她告诫我不要涉入政治。说政治太肮脏了,书呆子掺和不起。说小雨身体单薄,出了事也担当不起。我们走后,她提前离休,和先生分居,开始写回忆录。孤灯继昼,废食忘寝。写到写不动,就喝浓茶。手指写麻了,揉一揉继续写,像一种自我施加的刑罚,但于她是一种快乐。我们每次回去看她,她都有新东西给看。历史资料丰富,个体经验独特。文字清澈透明,就像她纯净的目光。但是读着读着,我忽然感到悲哀:这分明是为了抗拒黑洞的引力,在寻找失落的自我。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被迫与家庭隔绝,最惦念的还是小雨。后来才知道,这期间她每天给小雨写一封长信。家常琐事、往日经历、读书心得、传奇故事、刹那间的感觉,梦……除了政治无所不谈。两纸箱信十几万字,正是小雨亟需的精神支持。那年她骨折卧床,请了个保姆做家务。这些信都是在床上写的,可信上却只字未提。

  我自由后,和小雨去北京看她时,她还在卧床。人瘦了许多,眼睛更大了,但神采已不复奕奕。一直在床上写作,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已接近完成。她说精力不济,越写越慢了。楼外一面是立交桥工地,一面是国贸大厦工地,噪音山响,煤烟、沥青、机动车废气和尘土混合的气味,强烈浓厚。只有在她的书稿里面,才闻得到清新的空气:奔河,秋林,万树梨花一片香雪海,沉沉雪夜里炉火的温暖,和漫长而又崎岖的献身路上,号角声声,红旗飘飘,马鸣风萧萧……

  我的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好朋友,带着新婚太太去看望她。太太拿走了岳母刚刚完成的书稿,说可以帮助出版。不久又单独前来,要岳母补充人大“反右”部分的资料。取走补充稿后,从此音信全无。

  一九九二年五月,我们得到噩耗赶到北京时,岳母已借助安眠药摆脱了黑洞的压力。遗容安详,嘴角上游走着一个形而上的微笑。遗书很平静,说我是自我解放,你们不要悲伤。嘱我们为她要回书稿。我去找我的朋友。朋友真诚依旧,诉说了许多外界不知的苦楚,让我直接找他的太太。他太太比他小三十六岁,可能是有代沟吧,很难说话。那些天,我天天在大北窑和金台西路之间,顽固地来回奔走,终于要回书稿,但已残缺不全。

  好在这些得失,已经于岳母无损。写作把她的人生,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这就够了。手段大于目的,过程大于结果,意义的追寻,大于意义本身。正如她小时候独自远行,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那份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早已把她所献身的那个乌托邦的幻灭,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变成了她的自我实现。如此美丽,又如此刚毅。

  一种不向庸俗和空虚低头的刚毅。■

  此文为“我的三位岳母”之三。全文完

  高尔泰:美学家、作家,现居美国 

【作者:高尔泰 】 (责任编辑:王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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