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父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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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我们有什么“思想”,你就要有什么思想,这才算好人。实际上这是他们对人的极大的不尊敬。就在这些“好人”当中,容纳了多少逆来顺受的小人啊!


  郭世英致郭沫若信

  我答应妈妈把一些人感到兴趣的问题写出来。现在提起了笔,却又感到十分的困难。问题不在于事情本身的曲折性,而在于对事情的了解就是对我的朋友及自己的为人的了解。当然这是不可能写出“我们”的全部精神面貌,而且我也知道字面的描述可能完成的是作者的心愿。所以我对别人并没有怎样的期待。把我的文字作为一个事实评论吧。我想在正文前再说两句,这里准备更详细地介绍孙经武的情况,这也是和我提笔的目的有所关联的——与其说我想让别人更了解自己,不如说是期待着大家对孙经武的了解。当然,这决不是全部的目的。

  我支持阮华贵、孙经武出国,是事情的中心,这里要谈的是原因。容我一个一个地谈,先谈经武。

  孙经武是一个很有天分的青年。对他的了解,是对我的行动了解的必要前提。当然这里只能写出我自己的看法。作为对一个人的了解这是远不够的材料。

  很多人令人惊奇地以为孙经武虽出身于革命家庭,却丧失了起码的革命的色彩或者是即将丧失了。有些人甚至不欲“挽救”。对他们能说些什么呢?我至今以为这种见解不是出于对孙的不了解,便是出于对“人”的概念的不了解。他们对别人的要求是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有什么“思想”,你就要有什么思想,这才算好人。实际上这是他们对人的极大的不尊敬。就在这些“好人”当中,容纳了多少逆来顺受的小人啊!

  我在这里之所以说孙经武不像他们所谓的那样,就是因为他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谁有权“相信”自己未加思索的思想呢(虽然这只是口头的“信”而已)!“一颗求真的心”这就是一个革命者最可宝贵的财富。

  我不知道在别人的心目中这一句话的分量,也许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能体会的问题。任何人都没有天生的信仰,也不应该对任何人做出任何信仰的强迫。

  有人拿孙经武在中学的一些表现责难他,例如他先没有报名参加民兵,等等。这件事确实是十分显眼的。据说是全北京市只有他一个,也许为此他将沦为全北京市觉悟最低的学生了吧?我看不然,当时他以为民兵的举措的世界影响不好,以为应该更加考虑策略。这样的想法应该视为好意吧。他因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没有参加民兵也应视为无辜吧。可我们的校长却在全校大会上说:“我们党有那么多中央委员,还用得着你去考虑什么影响吗?”我们的政治老师亦称孙经武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这些话说了也就说了,但一注意便可发现不少问题。经武可能没有能听见这些话,最后他还是参加了民兵,多余的是交上了一封检讨信。这里是中学时代孙经武被视做最不好的行动之一例。 但是依我看,就在这例中却表现了经武的高贵之处——以真为贵,而没有胸无大志的市民思想。一切问题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思想的分歧,而是在于分歧的思想不可能统一。如果大家失去了坚持真理的品质,则才是真正的可怕。我想若用阶级论对问题加以衡量的话,最本质的问题应该是对待真理的态度问题吧?只有思想的自由,才有真理的出现。

  孙经武不但有求真的品质也有着很高的天才。他的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确实是令人羡慕的。天才出于勤奋,这对于他也同样是真理。好了,我不想再堆积优美的词藻了。但在这里必须指出,孙经武是不会被大多数的青年所了解的,甚至是很多成人们所不能了解的。我却相信经武的前途,期待他的成功(我不想在这争论前途的问题,我相信谁也不会在任何时候把马克思跟一个普通人相提并论)。他可以成为优秀的思想家,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勤奋方出天才,孙经武苦学、好思,这也许是他爱劳动的品质吧?但他虽然如此,却得不到更多的学习时间。我这里所能谈的是两个月以前的事,我全意希望目前他的环境已有所改变。

  我当时所遗憾之事就是经武的不能学习。有人认为他需要改造,他的思想需要军队的纪律改造。的确我先感到十分的诧异。一个从来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青年的未成熟的思想需要改造?纪律也可以解决学术问题吗?

  别人也许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们会说:“你看呀,他不是反马列主义吗?他不是公然反党吗?”在此我只得苦笑而已。我苦笑好像是看见,折了枝的人却怪花不开而败。在解释以前我必须声明,自己的思想并不成熟,以这样的思想反对别人实是有几分出于无理。但是,我对经武却已有了相对肯定的见解,他的思想是有破绽的。

  经武当时似乎不以为自己的思想是不成熟的,但是成熟与否的问题却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如果对他思想的发展做一剖视,则结果是惊人的。在高中时期他很钦佩黑格尔,同时也相信马克思。正如他说自己当时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结合的产物。我想这一段思想当时的很多同学是知道的。毕业后我们一直未见。到十月中第一次见面时他已自己要求做了军人。那时他已深信马克思的正确。

  我这里有那时他留下的几封信可以说明这一点。那时我病得很厉害,他的革命的气魄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好像结识一个新人那样结识了他。其实就在这时他把我心底对他的真正的看法呼唤了出来。从那时起我和他开始了一系列的问题讨论。哲学、社会学……原来讨论的面要广得多,不巧在十一月我的病加重了,休学南下了一个月。只是一个月的时间未见,他的思想却又从马列主义的信徒转而变为实证的了。以后我们继续了讨论,而我却在讨论中渐渐不能胜任。正如他所说,实证并不理想,不久他的思想加入了实用的色彩。到此为止据我所知他并没有读过一本实用主义的代表作。这些思想大部分是出于自己的思索。从这一点来看得到的问题不少吧?这只是他的哲学思想令人难测的变化,而他的精力却更加注重了社会学的问题。我谈出这些问题目的在于揭示经武思想发展路线的不正常性。这些情况不值得注意吗?很多人却不去注意这些本质问题,而只是重视那些所谓具体的“措施”。他们对于事物性的问题如此敏感,而这些问题却是任何一个傻瓜都可以想出来的。他们是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任何材料的——甚至可以拆信、翻信,当然这对我是无所谓的,我倒是为那些人的良心过意不去,也对他们对人的不信任感到惊讶。然而更使我遗憾的是他们虽看过了信,却得不到事情的本质,或错看了它。我觉得事实是如此的明显。而且即便这一点被人忽视,即便别人认为他的思想已然定型,那么用军队的纪律去“改造”也不见得高明。难道思想的分歧是纪律的松弛所致吗?正相反,思想的自由才是发现历史必然的必要条件。我们党不是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吗?我这里虽谈到这个问题,这只是退一步讲的问题,前面谈到的才是问题的本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里种瓜种豆的人决不是经武自己,而是那些自作聪明的“教育者”。当然,经武在这里也有责任——他过早地肯定了自己的见解,而且过于急躁地求与系统。这样的要求不免加入目的论的色彩(在求知的过程中)。

  正如前面所说,我自己的思想也是含混不定的。这里如果错评了孙经武,则整篇文字也就毫无意义了。我愿意和别人讨论。但这一点我和孙经武一样是肯定的,即目前他需要的是学习!

  经武在自己的思想成系统以前遇见了这样的阻碍,对我确是很大的刺激。我深知他的才干远过我不止十倍,他的学习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支持了他的出国,因为在国内他已被视做一个“反党分子”。不管这样的想法是怎样的无根据,却极为有力量。而且我深信国境决不是思想的境界,这只不过是世俗的习惯。显然,在不同的国家里可以为同一目标努力,因为真理只有一个。也许出国是空想,但到目前为止我并不以为这是怎样可怕的想法。对经武说来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学习的问题,而这正是极关键的问题——一个人的青年时代有多少时间呢?一次而已吧?有人以为我支持他出国是对其他的社会制度有向往,这些对人不了解便下出的结论是可笑的。马克思当年宣布自己是无国籍的,怕会被这些人认为是赞赏一切存在的社会制度了吧?事实如何呢?我想我的行动决不违背人民的最高利益,这一切统一于一颗求真的心。遗憾的是经武过于急躁地相信了自己。如果说在我的心中曾生出一丝犹豫的阴影,则它是伴随着这一感觉产生的。当然,我从来没有动摇对他的基本看法。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起了促使我支持他的作用。前面谈到,他的思想发展的畸形不只是他本人的责任,这是由于他得不到任何人都有的时间所至。也就是与此同时他可能得到了不正常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先和他统一分歧的思想,而先支持了他的行动。

  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在支持孙经武犯法吗?这句没说完的话就是,支持别人犯法也是犯法啊!这一问题我几乎是没有考虑过的。我不愿意在形式上的问题上过多地争辩,如果人们同意了我前面写的而再提这一问题的话,则是无意义的了。法律是非要不可的,这是对那些破坏真理、损人利己的人的必要工具。法律不是保护真理的吗?那么在更高的原则上看来我们并不想犯法。真正犯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律的,是那些对人格不予以起码的尊重的人,是那些阻碍思想的自由发展而阻碍历史前进的人。只是他们才应对人民的利益负责!

  也有人以为我是出于对国内整个的情况不满才采取了这样的行动。这样的非难是无须要答辩的。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目前应该学习,我尊敬前辈的学识和经验。目前对国内一些问题的看法只能加强研究问题之动力,而决没有其他任何作用(孙经武对国内的问题虽然也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以为很多看法是可取的)。

  当时采取这一行动不好理解的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依靠组织呢?这一问题很不好解释,更不好为人了解。这是和当时的心理状态分不开的。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对经武的领导的反感,一是经武的思想的表象,也是在我内心中的骄傲的火种——让社会依靠我吧!

  对这一点还有更多的解释,我已不欲再说了,因为目前我正在走另一条路。

  我想到的就是这些。人们看我的东西可能是抱有不同的目的,但我全意希望在所有关心我的好心人中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孙经武的境况。

  现在把我和孙经武隔绝起来确实给我了很深的痛苦。也许有可能让我见到他,了解他的现状,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我总觉得他的情况已有所改变,但是他在做什么?他现在怎么样?这些都是我急需知道的问题。也许他已不在北京?请不要为此而阻碍我前往吧。我真心希望别人更加了解、爱护孙经武。要知道,给他以适当的条件要比给我以很好的条件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孙经武是社会的贵重的财产。

  看了看完成的部分,几乎使我丧失了继续的信心——我已经失去了起码的表达能力。这当然不是停笔的理由,却让我认识了自己。让我在这里简单地写完其余部分吧——快些脱离这不能胜任的工作。

  我对阮华贵的支持,全然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他国外有家,完全可以由他自己决定去或不去。他出国是有好处的,首先可以解决他的家庭之困难,而更重要的在于可以为国家争取外汇。同时他在国外可以利用经济地位进行政治活动。这些意义也许谈不到历史性的价值,对他却是合适的。

  我不反对他在国内亦能献身于事业,但他的身份与时代很不相称(指在国内而言)。故于国内虽可成功,却不如出国可以争取到更好的斗争条件。这一问题我想不用再行解释了。应该说的是,我决没有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政策的实行中必须看清每一个特殊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工作起来却完全相反,他们以为规律就已经包括了一切,再也不用他们亲自剖视事物了。事实如何呢?事实是在一般性包括的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中,都有自身的特殊性。

  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亦需有对阮华贵的了解作为前提。他的才华虽然没有经武那样出众,却很是勤奋。他喜爱马列主义的社会学,经常作为课外的读物。我相信他已经基本肯定了自己的方向,基本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他对党的感情是很深的。这不但是党给了他温暖,而且在于他和党的方向的一致。诚然这几个字决不足以作为对他的了解,写出来只不过是陈述我对他的看法而已。

  华贵的问题不多谈了,事实可以证明我的估计是否正确,让时间来考验吧。

  有的人看见我同时竟支持两个人出境,越发吃惊。我希望这些人不要在数字上给予过分的好奇,这只是巧合而已。在这里我也希望人们不要过分追究那些“手段”、“方法”,这些问题是那样的简单,谈出来只会乱了我的头脑,而且这里面带上了令人讨厌的市侩色彩。

  写到这里我准备收笔了。如果说这篇文字可以使别人对这件事情的真相有起码的了解,也就算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愿意在最后提出自己的要求:

  1、给经武以充分的学习条件。

  2、我和经武见面。

  3、希望得到读文章者的意见。

  这些要求我不知应向谁传递,我希望能够实现。

  郭世英

  1962年4月

 

  郭沫若给郭世英的回复

  世英:

  你这篇自述,我读了。错字太多,写得不简洁,看来很吃力。你对于孙经武是近于崇拜的,能同情朋友,自然好。但孙的天才究竟怎样高,从这自述中看不出来。

  我不是孙的父亲。如果他真是天才,而我又是他的父亲,我对于他的抚育,或许不同一些。

  一个人能够得到“充分的学习条件”固然好,但条件而要“充分”是不那么容易的。你所说的“学习”好像只是书本上的学习,这把学习看得太狭隘了。其实真正的天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从逆境中锻炼出来的。一个人只要真正勤奋,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得到学习的机会和条件。在本国不能学习,要到外国去,这在今天不是有志气的人的想法。最重要的问题是:学习到底为的什么?这些你想想,我不多说。

  你要求和孙经武见面,我能体谅你的心情。古人所谓“一日不见如三秋”, 恐怕你有这样的心情吧。对朋友有真情是好的。但见了,你于他有什么帮助呢?一时见不到,也可不必着急。

  自己的心思不要凝结在这些小问题上,应该想些更重大的事。孙经武只要真正勤奋,自会百炼成钢。

  思想相当混乱,把个人看得太重。

  郭沫若

  (1962年)六月二十四

 

  【编辑附记】

  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的大中学校中出现了极少数异端沙龙,“X小组”即是其中之一。这个小团体因其主要成员、郭沫若长子郭世英在文革中“高空坠落”身亡而备受关注;另外三个成员,是著名的政治学学者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被称为“白衣将军”的孙仪之的儿子孙经武,以及孙的女友、北京第二医学院学生叶蓉青。

  1963年2月12日,四位青年创办了以“X”命名的手抄文学刊物,只编写了三期刊物,便于同年5月17日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企图偷越国境等名目获罪。由于周恩来的庇护,他们被从轻发落,郭与叶随后被释放,张与孙被劳动教养。

  此信写于1962年,“X小组”事件前一年,其时孙经武在部队,因为不合时宜的言论被揭发而受到隔离整肃。也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使得郭与张产生了要解救孙的念头。信中提到的阮华贵曾因爱国而拒绝跟随从海外来接他的父亲出国,后又因对现实的失望,产生了要出国的念头。

  郭世英写这封信,不只是“哥们义气”,而是想通过父亲,以及他称之为“好爸爸”的周恩来改变孙经武的处境。这封被“文豪父亲”评价为不简洁、错别字过多的信,从行文的潦草,也可见书写者当时情绪的激动与混乱。从信的去处看,应是给父亲的;但从行文中“希望得到读文章者的意见”说明,他希望看到信的不只是父亲。这正可以解释原信没有称谓的原因。

  郭沫若的回复写在信尾的空白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曾经“大义灭亲”,见死不救;但对于儿子的直言,他却没有教训与责备,没有恫吓与利诱。寥寥数百字,见出郭氏也有“人情大于党性”的一面。

  这使人们不仅看到了另一个作为父亲的郭沫若,甚至可以从中联想到,郭世英之所以会如此离经叛道,似乎正与其家庭宽松的气氛不无关系。难怪在郭世英死后,郭沫若会流泪抄写儿子的日记,以表失去爱子之痛。

  此信原件保存在郭家 

(责任编辑:王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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