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18期 出版日期2009年08月31日 共有0条点评
与民争利、赢家通吃非长治久安之道。国营未尽高效,民富才能国强

章立凡/文

  “国进民退”是近一时期的热点话题,可对历史学者来说是老故事,在20世纪中国已折腾过两次:第一次在40年代的抗战期间,第二次在50年代的“过渡时期”。

出版日期:2009年08月31日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18期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崛起。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遭遇普遍质疑。国民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中,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当时的不少学者和民营企业家也支持计划经济模式,例如航运大王卢作孚即如此,但不赞成政府直接经营企业。“九一八事变”后外患加剧,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其成员主要是偏爱计划经济的海归学者和工程师,颇有几分“工程师治国”的味道。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到1939年,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正式列入国策。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以孔宋等豪门权贵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则借国家资本的躯壳崛起,凭着体制内优势,大举化公为私。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国进民退”已成定局。到1948年,民营工业资本仅为战前1936年的78.6%,国家及官僚资本增至战前的2.8倍。

  这场“国进民退”的后果,是大批民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税收锐减,通胀失控。及至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大错已经铸成;虽曾推行“国营事业民营化”试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失利,深层原因在财政崩溃。

  1949年新的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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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立凡/文 】 (责任编辑: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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