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困中求变

本文见《金融实务》2009年第10期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12日 共有0条点评
中国须借鉴其他国家面临的政策困境,顺应调整趋势,建立和完善危机应对和防范体系,实现由监管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向监管金融体系风险的转变,构建审慎监管体制

孙涛

  次贷危机不仅极大地冲击了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也给多年形成的政策理念和操作带来冲击。次贷危机不仅是百年一遇的经济金融危机,也反映了百年一遇的政策困境和危机。这种政策困境体现在次贷危机前和危机期间,也将对尘埃落定之后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认为,次贷危机期间美欧日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避免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同时,次贷危机凸显各国面临的政策困境,这些政策困境可能导致一些后遗症——道德风险增加、国家财政风险上升、资产价格上涨和泡沫与通货膨胀预期。短中期内,全球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中长期来看,为避免或减少危机或在危机中避免类似的政策困境和后遗症,主要国家需要调整和重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打破金融危机的初始条件和放大机制。

  日益全球化的中国须借鉴其他国家面临的政策困境,针对上述短中期风险和中长期的政策调整,中国需要顺应这种调整趋势,趋利避害,建立和完善危机应对和防范体系,实现由监管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向监管金融体系风险的转变,构建审慎监管体制。

  系统性风险很难定义和量化。它通常反映为金融体系功能停止运转,具体表现为大量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倒闭。次贷危机期间,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并给各国当局带来前所未有的政策困境。面对将倾的大厦,许多当局放弃了固守的信条和政策,被迫采取一系列非常规政策,并衍生出一些后遗症。

  因此,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爆发,避免危机期间的政策困境,将是各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新课题。

  危机应对之策

  次贷危机期间,美欧日等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政策。这些政策,是各国当局在面临政策困境时作出的妥协政策。不断上升的国家之间和政策之间的相关程度,也决定了这些政策的局限性和隐患。

  在经济正常时期,通常需要政策协调和政策平衡,如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协调、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平衡、央行利率和财政债券利率的协调等。

  在危机期间,这种政策协调就更加复杂,更加难以取舍;国家之间、部门之间、机构之间和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互动和约束,使美欧日面临政策困境。

  具体来说,次贷危机期间,美欧日面临的主要政策困境体现在三个层面:

  ——危机管理理念:政府干预救市与市场自动恢复调节哪个更重要?危机期间监管宽容是必要的吗?是否需要让大机构倒闭?让道德风险蔓延是不是危机救助时必须付出的代价?

  ——危机管理政策:在危机爆发和加剧之时,是否放松货币政策(常规和非常规),甚至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救市场还是只救机构?财政政策是否能无限制地扩张?是否可以忽略国家主权风险,而放任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危机防范理念:是防患于未然,还是坐等危机爆发收拾残局?是硬性规定一些制度标准,还是相机抉择?如何建立一整套宏观审慎监管体系?

【作者:孙涛 】 (责任编辑:王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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