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是个精明的人。虽然职位转来转去，一般的意见，是从1993年7月到2003年3月，他是中国经济的舵手。表面看，他是个计划经济者，是个“独裁者”。1995年，我批评他处理通胀的方法，后来以文章及在电视公开道歉：他对，我错。

　　我们不能以一个改革者的言论甚至行动来评价他的政绩。他的成败只能以效果衡量。这样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满分。看似权力欲强，但在他掌政时，中央的权力是大幅地下放了。看似不相信市场，但他在任时，国内的市场变得那样彻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经济学者也会感动。你可以指责市场有假货，但产品质量的急升大可与当年的日本一较高下，而市场的合约，无论产品的或劳工的，显示着的自由在其他地方难得一见。

　　199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加剧，人民币暴跌。我在当年5月21日发表文章，说控制货币量不会有效，因为无法做到。我指出困难所在，是中国的银行乃出粮机构，有权势的人可以随意“借”钱。于是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要负起正规中央银行的职责，不提供任何商业借贷。更重要的是：以权力借贷的行为要杜绝。

　　1993年7月1日，朱镕基接管人民银行。掌此职仅两年，但他创立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架构，并一直监控着这一制度的运作，直到2003年3月从总理的职位退休。1995年，他把人民银行转为正规的中央银行。他控制通胀的方法，是直接地约束借贷与消费，把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我当时对他的约束办法有怀疑，但也认为可能是斩断权力借贷的惟一办法。受到弗里德曼的影响，我反对人民币挂钩而不浮动。

　　1983年，香港财政司考虑港元采用钞票局制度，让港元与美元挂钩，我参与了讨论。英国的Charles Goodhart建议港元要下一个锚，而弗里德曼支持采用钞票局。人民币怎么办呢？我求教过米尔顿好几次，遇上任何关于中国的事，他的时间是非常慷慨的。

　　米尔顿之见，是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国家，不能采用钞票局制度。他认为我提出的把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原则上可行，但费用会是高的。他的选择，是中国采用美国的无锚货币制，严谨地控制货币量，让汇率自由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