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成功地学习他国经验和自身历史经验的故事。以社会稳定为政策优先，以谨慎的渐进主义为总体发展战略，这一发展路径确实业绩昭彰。但是，中国是否能够维持8％到10％的GDP增长，关键在于能否避免重复他国的错误。

　　为了从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在我看来，中国需要研究三个问题。首先，是否应当继续严格管制大企业？第二，从长期来看，政府应如何预防银行和汽车公司等重要经济实体崩溃？第三，如果大型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陷入危机，政府又应该怎样做？

　　今天，此轮经济危机被普遍看做一个分水岭，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以私有化、过度放松管制为特征的自由市场竞争为主导的时代的终结。学界的普遍共识是，更加严格的管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金融市场。

　　但是，除非全球经济陷入另一场危机，我不相信这次衰退动摇了人们对开放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心。我们应该避免下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在经济危机期间的特殊表现是由于其经济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因而没有必要继续改革。即使发达市场的“钟摆”摆回到存在更多监管和政府干预的水平，中国也应该继续朝着进一步开放经济、打破贸易和资本市场的障碍，并放松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的方向发展。

　　第二个问题更加有趣，却被关注甚少。美国经济的崩溃（英国、西班牙等国亦同）在结构上集中在两个领域：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行业紧密相关，房屋开工和汽车销售的历史相关度为75％。75％的GDP缩减源于这两个行业（大约各占一半）。就在美国的“大厦”坍塌之际，中国这两个领域的“大厦”却在层层高筑。中国的汽车销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比我在危机前的预测早了六年。在今年出口下滑20％以上的情况下，振兴房地产投资和刺激汽车需求是中国政府刺激国内消费的关键。

　　没有人会质疑在短期内刺激经济的正确性。而且，在近期，没有必要担心中国政府有必要挽救大银行或汽车公司。中国汽车制造商仍然比较小，尽管近年来增长迅速。中国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为30辆，相比美国的800辆及其他成熟市场的500辆以上，中国汽车业至少还有十年快速增长的浪潮，来掩盖可能存在的管理和结构上的缺陷。

　　但是，中国应该看得更远。“意外”或许会发生。一旦下一个经济低潮到来，大型救助可能马上就变为急需。印度政府已经被迫考虑救助陷入困境的国有航空公司——印度航空公司，尽管印度航空业有大得惊人的发展潜力——98％的印度人从未乘过飞机。

　　根据西方的经验，大型而复杂的行业，如汽车行业，不会在一夜间身患“绝症”。巨人的倒下是数十年结构和管理失误累积的结果。今天，中国企业和政府的决定和战略，会在未来几十年产生眼下意想不到的后果。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底特律的故事中，为中国剖析一些重要的教训。

　　首先，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成功很难，维持长时间的成功更难。公司经常成为它们自己成功的牺牲品。公司或许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好，但是却难以改变企业文化以应对市场和环境变化，因为多年滋生的公司既得利益者会抵制必要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