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

本文见《金融实务》2009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07日 共有0条点评
从金融角度而言,更多关键货币国有助于制约发达国家肆意创造国际货币而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化解商品、劳务和资产价格因价格评价体系的改变而过度泡沫化的难题

方明

  随着与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中国迈上新的征程。与前期引入资本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在融入世界的新阶段当中,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而这种双向开放亟需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鉴于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诸多可选择的人民币国际化方案中作出谨慎选择尤为必要:一、货币创造早已进入了信用体系时代,退回到金本位制并不现实;二、全球统一货币相当于全球有统一的央行,面对千差万别的各类经济体,这更不现实;三、继续跟随美元就是对现有不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默认,这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中美经济结构差异巨大的事实;四、欧元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亚洲各国文化和经济实力上差异巨大,不具备形成“亚元区”的基础;五、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收益难以体现。因此,最现实可行的选择是让人民币成为具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关键货币,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

  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其名著《大萧条》中,认为是金本位制自身存在的紧缩性特征,导致各国货币供给不足和国际传导是1929-1933年大萧条的原凶。事实上,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汇兑本位制向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变是一种进步,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向美元浮动汇率制转变,国际货币脱离了与黄金挂钩,美元本位制正式确立,这给国际经济创造了快速发展的货币条件,但同时也埋下了隐患。

  危机根源在货币体系不合理

  1981~1982年拉美的货币危机被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是拉美国家固定汇率制度与巨额外债或者内部政策的冲突引起的。但美元本位制的影响、美元走强和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应对高通胀,导致了油价和初级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恶化了拉美国家出口环境,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增大,并加剧了外债的偿还负担,也是引发拉美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1992~1993年欧洲的货币危机被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是欧洲国家固定汇率机制的内在不均衡和作为欧洲汇率机制中心的德国货币政策不当引起的(当时德国为了预防通胀提高了利率而不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降低利率),并让市场产生了英镑和法郎等欧洲货币要大幅贬值、欧洲主要国家将放弃欧洲汇率机制的预期,从而使欧洲货币危机具有了自我实现(self-fulfill)特征。作为欧洲汇率机制的中心,德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仅是危机的表面原因。其实,美国与主要工业国家在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中,除了强调巨额贸易盈余的日本货币(日元)大幅升值外,也强迫同样具有较大贸易盈余的德国货币(西德马克)升值。而欧洲汇率机制相对固定,成员国之间的汇率调整次数较少,常常未能及时反应变化了的外部情况,这种不均衡压力加上德国统一后莽撞的货币政策给投机者留下了折冲的空间,这是索罗斯为何能在欧洲连连得手的重要原因。

  1985年9月后,日元大幅升值,但日本初期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所以1986~1987年的衰退较为轻微,但仅靠资产价格泡沫推动经济,最终难以为继。日本央行20世纪90年代初大幅紧缩的货币政策刺破了泡沫,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之中。

  日本陷入衰退导致日本金融机构海外放款大幅下降,同期德国统一导致德国资本流出大幅下降,引发1991年美国出现信贷危机并最终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日元升值的压力来自美国,尤其是美国贸易方面的压力。而日本的发展受美国制约,其背景就是美元本位制。

  在此期间,东亚(除日本)主要市场经济体逐步形成了美元本位(盯住美元),和日本有点类似。东亚的奇迹主要是承接外部订单并将商品出口到发达市场的结果,也就是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当时东亚经济体既形成了高储蓄率高外汇积累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外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大量流入的局面。

  但是,这种繁荣很快耗尽了东亚经济体有限的经济发展战略空间,其政策空间也因为经验不足、失误较多而被压缩。1996年美国财长鲁宾推出了强势美元政策,东亚资金外流明显,尤其是投机资金迅速外撤,加上日元贬值使日本的商品出口竞争力上升,导致东亚经济体经常账户情况恶化。而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贸易自由化、金融开放和私有化创造了资金迅速流出流入的通道,这给投机者以可趁之机。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向东南亚经济体蔓延,是在资金外流背景下投机者冲击的结果。同样,这里少不了美元本位制。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与以往危机没有本质不同,尽管其发生在美元本位制的中心国。全球货币体系屡屡出现问题,这当然是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着漏洞。因为货币体系中心国无法被监管,可以充分利用美元本位制下的各种福利。

  在美联储2001年来低利率政策的刺激下,美国房地产泡沫进一步膨胀。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次级按揭贷款的风险不断上升,在金融产品贬值的预期下,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出现了肠梗阻,并蔓延到持有大量美国次级债等产品的欧洲金融机构。相应的,在全球美元本位制情况下,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危机。除了欧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险象环生。

  但是,美国国债仍然以极低的利率发售,全球资金还在买入“安全的”美国国债,这就是美元本位制给美国带来的益处。在全球央行给市场注资保证流动性和大幅降息情况下,银行贷款收缩有限,因此对经济的影响不如大萧条那样严重。

  和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一样,美元本位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变量,但全世界普遍接受它几十年后,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个自变量是如此重要。中心国自身货币汇率的动荡,尤其是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相互协同作用,既是从相应国际体系获益的重要手段,也推动了危机的爆发。因此,以往一系列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和美国对美元信用的滥用。

  需增加一两个关键货币国  

  发达国家通过货币战略巩固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发展中国家通过货币选择谋求在全球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英国和美国,通过国家货币战略的实现获得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先后确立了英镑和美元的霸权。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给积极主动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带来了较大利益,给未能主动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带来了诸多灾难。

  毋庸讳言,即使美元霸权带来了多次金融灾难,但全球仍然缺乏新的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来改变这一现状。目前欧元区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尝试,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霸权地位,因为欧元仍然依赖于美元。因此,要制衡美元的霸权,需要一种新思维,这就是笔者提出的增加关键货币国。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而言,这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国与国之间财富分配不均和消费能力不均的问题。

  因为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经济体之间的价格评价体系(货币是经济体内部的价格评价体系),在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通过国际货币的创造和扩张,以及对全球生产体系、贸易体系和资金流动的支配,成为财富的集中者。美国信贷创造着大规模的消费需求,这是全球失衡的根源。而真正有效解决根本矛盾则在于增加关键货币国(但不能过多,否则可能导致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增加向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投资,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促使其财富和消费能力增长,从而逐步实现均衡。否则,国际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度发作。

  从金融角度而言,多个关键货币国是制约发达国家肆意创造国际货币而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商品、劳务和资产价格因价格评价体系的改变而过度泡沫化的方案。如果能多一种或两种关键货币,通过竞争性选择,从而稳定国际价格评价体系,并减少过度流动性和资产过度泡沫化。

  比较各种货币战略的优势和局限性发现,增加一到两个关键货币国或许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单一经济体的货币创造和国际货币的创造,早已进入了信用体系时代。因此退回到金本位制是不现实的,并且会导致全球的货币紧缩和既有金融秩序更大的动荡。全球统一货币,相当于全球有统一的央行,面对千差万别的各类经济体,目前显然无法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对于区域内部的发展和整合有着较强的推动力量,但局限在于对于区域之外经济体的发展推动力量有限。超主权储备货币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货币后,储备资产的收益如何体现,IMF自身不是盈利机构,如何为储备资产付息;第二,如果以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按相应权重配置相应货币,从而获得收益以支付储备资产的利息,这实际上与目前各央行主动将储备资产货币多元化没有太大的差异。

  中国成关键国符合多方利益

  中国在诸多方面已经具备大国特征,但在金融领域还是一个新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汇率体制的逐步改变,尤其是1994年汇率体制的并轨和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实际上调整了国际价格评价体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价格评价体系,为中国的发展获得了较大的战略空间,这也是中国跟随美元策略获得的实质性利益。但是,当人民币与美元绑在一起时,路径依赖必然发生,庞大的外汇储备时刻面临着贬值的风险,而国际社会也缺乏制衡美国的力量。

  从明代以来,中国过早地丧失了金融主权,金融体系的落后使其自身货币创造能力低下。即使是现在,中国也只是被动地利用国际货币,并且将之作为外汇储备,国际货币创造则无从谈起。

  作为地位不断上升的大国,中国必须具有大国思维和全球思维,要从全球发展的角度利用全球化货币战略不断巩固自身的地位,推动全球的发展。由于追求和谐世界和共富共赢的理想,以及自身独特的经济潜力,使其货币战略不可能如发达国家一样继续完全追随美国。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和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应成为未来货币战略的核心内容。

  从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霸权的发展来看,从黄金到英镑再到美元,不同阶段不同国家采用了不同的货币战略。现阶段许多国家仍然维护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当然,中国在美元本位制背景下一段时间内获益良多,但问题在于,中国仍然缺乏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缺乏国际货币的创造能力,缺乏把外汇储备资产转换为更有益的外部资产的能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是继续跟随美国美元本位制,还是继续推动超主权储备货币,或者有其他方向,比如区域货币一体化?

  中国与内部需求潜力不大的日本、内部需求潜力和市场尚需整合的欧盟27国不一样。因为中国市场化时间短,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广大,随着产权的明晰和市场化发展,尤其是越来越多的资产逐步货币化,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推动下,财富日益积累和扩大,消费需求潜力和投资需求潜力巨大,这也是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周期具有独特性的根本原因。如此,中国能否具有大国的货币战略思维,并通过恰当的货币战略的实施,进而创造国际货币,对于中国能否成为真正的大国非常重要。

  关键货币国有三个特点:一是自身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其他国家和地区资源开发和财富增加,使其消费能力不断增加;二是自身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并允许存在贸易逆差;三是自身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和计价货币),他国的贸易顺差以自身货币资产的方式存在。

  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之一对于世界和中国都十分重要。对于世界而言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性:第一,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未来发展需要人民币成为美元一样的关键货币,中国要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关键货币国,最终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第二,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是解决全球生产与消费这一根本矛盾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全球失衡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限制放任的美元本位制制造的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工具。就目前关键货币国的数量而言,全球至少应该有两个关键货币国,才能形成相互制衡。如果有三个关键货币国,可能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制衡关系,同时有助于解决规模化生产与财富分配不均的矛盾。当然,关键货币国也不是越多越好,因为越多就会存在着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

  第三,如果人民币作为关键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就能制约美国滥用美元汇率政策,也能一定程度上限制发达国家过剩的流动性。全球货币战略的核心在于推动更多国家成为关键货币国,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国的共同意愿。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的战略方向确定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会有所加快,但并不会因此改变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性质。

  对于中国而言,也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性: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上升,中国要进一步增强金融控制力,必然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要让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其目的是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以及中国资本帐户的开放,国际化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人民币的储备化是向关键货币国发展的基础。

  第二,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愿望,而和谐世界的建设最终需要解决目前全球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以及财富分配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如果仅仅是跟随美国,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会加深世界的矛盾,自身也被绑在“贼船”上,被美国所支配。

  第三,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核心在于为中国获得内外部发展的战略空间,为中国未来15年左右内部经济潜力挖掘完后做准备,为中国长期持续发展获得外部的战略资源和市场。

  因此,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既是全球货币战略的需要,也是自身货币战略的需要。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并非出于挑战美元霸权的目的,而是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必然,是全球长远和谐发展的必要。因此,中国成为关键货币国和人民币成为关键货币,应该能得到主要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推动和支持。

  走向关键货币国的紧迫工作

  那么,中国如何走向关键货币国呢?中国向关键货币国的发展路径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随着人民币的逐步可自由兑换和人民币的储备化,实现制造业链条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与欠发达地区形成自由贸易区,接受与欠发达地区产生的适度规模的贸易赤字。实现扩展内需和外需相结合的战略,平衡内外部战略空间,尤其要创造未来中国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空间,比如中国内部潜力空间挖掘之后的外部战略空间。

  其次,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结合起来,在东盟和港澳范围内有限制地推动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人民币资产,从而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逐步成为关键货币国积累重要经验。

  最后,人民币作为关键货币本身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全球生产者、全球消费者和全球投资者,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全球商品市场、劳务市场和资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以自主和可控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理念,促进改革开放,以迎接相应的机遇与挑战。

  人民币的国际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没有回头路。尽管我们并不预期人民币会很快成为储备货币,但未来的确充满了希望。■

  加速人民币区域化

  近年来,缅甸、越南、老挝等东盟国家是仅次于港澳台的人民币流通活跃地区。在中缅边贸中,每年跨境流动的人民币达10多亿元;人民币可在越南全境流通,越南国家银行已开展人民币存储业务。不过,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尚远没有跟上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的增长。从2004年到2008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从1058.8亿美元上升到2310.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1.6%。但这意味着中国-东盟自贸区人民币的使用潜力巨大。

  随着自贸区中绝大部分商品将实行零关税,将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提供契机。商品的自由流动,必然要求货币的自由流动,这就给人民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提供了可能。

  在推动贸易便利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推动人民币逐步成为这一区域的结算货币,对于人民币区域化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将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上海等城市已实施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目前中国与越南、老挝的银行也签署了双边结算合作协议。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在东盟地区的大力开展,顺应了当地市场对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需求,对于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投资活动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东盟地区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而美元波动剧烈,其对外贸易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汇率变动影响损失巨大。而人民币相对稳定,这使东盟国家有利用人民币结算规避汇率风险的愿望。

  此外,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的启动和深化,还将进一步带动其他人民币金融服务,如人民币短期融资、人民币信贷、人民币存款等业务的发展,促进人民币产品多元化。

  可以说,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人民币区域化的试验田。

  大力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结合起来,在东盟和港澳范围内以一定额度推动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人民币资产,从而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逐步成为储备货币积累重要的经验。

  毋庸讳言,目前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的推行并不太顺利,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量不大。这里面,笔者以为存在着一些理论误区。事实上,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并没有明确的发展阶段可划分。因此,针对已经展开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必须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加快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在提升生产能力的同时提高消费能力,加强对外投资能力,允许在与部分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中出现逆差;

  二、对于一些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贸易中出现的人民币海外留存或贸易顺差,应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尽早安排投资人民币资产的通道,比如针对一些国家央行或商业银行给予境外合格投资机构(QFII)投资渠道,从而实现人民币的投资化或储备化(初期可规定总额度不超过1000亿人民币,并根据情况调整);

  三、允许境外合格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股票,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他国家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兴趣;

  四、考虑将目前的央行与其他货币当局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转化为储备资产的可能性;

  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以及相对坚挺。■

【作者:方明 】 (责任编辑: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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