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第8期 总第235期 出版日期:2009年0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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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金融新秩序
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声音成为主旋律;IMF将从“救火队员”变成全球流动性提供者;中国显示有能力塑造国际金融重大议题

想象金融新秩序

本刊记者 张翃 方会磊 温秀 本刊实习记者 冯哲 发自北京
本刊特派记者 李昕 发自英国伦敦

  在全球目光注视下,伴随着街头抗议者的声浪,4月2日于英国伦敦举行的G20峰会在一片喧闹中闭幕。
  早在峰会召开之前,复苏全球经济、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国际机构、抵制保护主义,这些核心议题就已

封面视频 盘点G20峰会成果盘点G20峰会成果

经被全球公众翻来覆去讨论,没有人怀疑峰会的最后声明会遗漏其中任何一项内容。
  不过,由东道主英国首相布朗发布领导人联合声明(下称《声明》)的新闻发布会,比原计划晚了半个小时,还是吊足了现场数百名记者的胃口——这次领导人们可能真的在争论一些问题。去年11月,上次G20峰会在华盛顿召开时,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出来发表声明的时间,比计划议程提前了半个小时。
  曾有媒体工作经验的布朗似乎很懂得提取新闻标题——“今天我们做出了六项承诺”,“史上首次,我们达成了全球性监管框架”,“史上最大力度的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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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书金融监管

《声明》宣布,所有“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都将纳监管范围

  布朗所说的5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很难让人不为之一振。但细解之,却颇费思量——那相当于今明两年内,平均每年刺激计划规模占全球GDP的5%。而根据IMF今年1月的测算,2008年20国的财政刺激总规模,相当于其GDP总量的0.5%,2009年和2010年这一比例则分别为1.4%和1.3%。
  布朗宣布的数字,是否意味着20国领导人承诺加大经济刺激力度?但即使是呼吁扩大财政支出的美国和IMF,也只希望各国拿出GDP的2%来刺激经济。
  《声明》中提到这5万亿美元的惟一一句是:“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经过协商的财政扩张政策,……到明年年底总额将达到5万亿美元,使产出提高4%。”   换言之,峰会上并没有做出任何新增财政刺激的决定,更没有一个如英美原先呼吁的“协调进行的”刺激计划。至今各种对峰会成果的分析,也无一认为这5万亿美元带有新增的含义。

IMF“咸鱼翻身”

比起5000亿美元的“弹药”,也许更让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高兴的一个决定,是20国领导人同意IMF增发等值于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

  “联合公报里的几乎每一段——好吧,几乎所有重要的段落,都与IMF有关。”4月2日晚9时多,此次峰会的压轴记者会上,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尽管面带倦意,却仍不无得意。
  “救火队员”,这个有着64年历史的组织习惯这样形容自己的角色——其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在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时提供融资援助,从而确保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安全。
  如今世界火势四起,“救火队员”不得不担心自己能力有限。IMF目前可贷资金只有2500亿美元,为救助受危机冲击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用掉了超过五分之一。此外,墨西哥也于4月1日表示,有意通过IMF最新改革的融资工具得到47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另一个经济规模不小的土耳其,也在与IMF磋商之中。

注资虚与实

5000亿美元真正算得上落实的只有五分之一。中国将为IMF增资多少,备受各界关注

  “5000亿美元只是给大家壮胆,显示各国携手应对危机的决心。具体怎么筹措,还有很多技术细节,亦有待时日。”一位知悉谈判内情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在增发2500亿美元SDR之外,要各国真正增资的这5000亿美元从何而来,20国峰会的承诺并不清晰。《声明》中称,将通过双边协议立即获得2500亿美元,另一半则会通过扩大所谓“新借款安排”机制下成员国的数量和出资规模加以补充。
  这5000亿美元真正算得上落实的只有五分之一——日本在去年华盛顿年会上就宣布,自己将为IMF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源,并于今年2月与IMF签署了双边协议。虽然欧盟也表示将出资1000亿美元,加拿大、瑞士各承诺100亿美元,挪威则说要提供45亿美元,但目前都未与IMF商定提供资金的具体形式。

钱该怎么给?

5000亿美元真正算得上落实的只有五分之一。中国将为IMF增资多少,备受各界关注

  中国又将采取何种形式对IMF增资?“现成”的途径有两种。
  IMF主要的可贷资金来自员国加入该组织时认缴的份额,这部分占2000亿美元;1962年和1998年,为应对当时的危机,IMF又分别与一些成员国政府或地区货币当局签署了“借款总安排”(GAB)和“新借款安排”(NAB)两种融资安排协议,二者总额约500亿美元。
  日本虽然是GAB和NAB的参与国,但此次出资却“另辟蹊径”,与IMF签署了“双边借款安排”,这也是IMF首次以双边协议的方式进行融资。
  其原因在于,根据IMF规定,GAB是封闭的,而NAB中各参与方的出资比例,是以其在IMF中的份额为权重计算的,所以除非NAB中的26个参与方同时按比例增资,否则任何一个参与方,都不可能在NAB中单独提高出资额。但NAB允许吸收新参与方,只需现有参与方赞成意见占80%以上的票数(当然,各方所持票数也是按照其在IMF的份额权重确定的)。
  据记者采访获知,中方对于参加NAB兴趣索然,“从未参与,也不了解。”一位接近此事的人士如此评论NAB。

IMF份额待变

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与它们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不相匹配

  归根结底,中国增资IMF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扑朔迷离,症结就在于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瓶颈。因此,20国领导人同意,在2011年1月前完成IMF的份额检查,亦被外界视为本次G20的重大成果之一。
  所谓“份额”(quota),实质上就是IMF成员国在加入该组织时认缴的资本金。IMF一般每隔五年进行一次份额总检查,第13次份额总检查于去年1月28日完成。其目的一是检查IMF的流动性是否充足,从而决定是否需要增加份额;同时也要考察各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变化,在认为有需要时通过新增份额的分配,使其实际份额与经济地位相匹配。
  不过,多年来份额再分配仅局限于对原有水平的微调,美欧等的既得利益一直没有被触及。美国在IMF中的份额权重,已经由战后初期的36.32%,下降为目前的17.09%,但由于IMF理事会决议通过遵循85%以上绝对多数票制度,美国依然享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建立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政治家个人的前途,具体国家的亮色出彩,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福祉,这一刻都汇聚在伦敦务的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世界性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G20内外
□ 本刊特派记者 李昕 发自英国伦敦

  初春的伦敦海德公园,锻炼的人三三两两跑过,鸽子在马路上闲步,鹅黄的水仙与绿草相间,尽显英伦的宁静和沉稳。但在公园一隅的演讲角,紧张情绪已在酝酿。有人在准备讲台和大屏幕,长达十多米的横幅上写着“工作、公平、环境”。不远处则有数十辆警车一字排开,还有数辆救护车随时待命。
  时间是3月30日中午,一个周六。彼时,3万多人的游行队伍已经从威斯敏斯特教堂沿泰晤士河浩浩荡荡铺陈几公里,向海德公园进发。杂陈的旗帜和口号几乎言尽世间不公:救济失业、珍惜环境、停止战争、保护妇女儿童、支援不发达国家。与普通示威相比,也有不少新增的主题:惩罚银行家、清算资本主义等。
这是一场针对将于三天后在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G20)大示威的序曲。尽管4月2日当天的正式会议仅仅三个半小时,但这场峰会承载了庞大的希望和任务——将世界从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越快越好。
  大卫是一名工会成员,他手举着印有“资本主义末日来到”大幅标题的报纸,站在海德公园的门口。得知记者是为报道G20专程从中国来的记者,他不无忧虑地问:“G20能做什么?”旋即又问:“现在的中国到底是谁?能做什么?”
  这也是伴随着G20召开,盘旋在伦敦上空的疑问。带着不同需求的20个大国能否达成一致,推出强有力的救市方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能起到多大作用,施加多少影响?危机中的世界将走向何方?新近失业的英国人和政治生涯岌岌可危的首相布朗,都在焦急等待或者营造着答案。而参与国家的民众也在关注,看自己的元首带去多少,带回多少。
  “G20不成则败(make or break)。”峰会开始前两天,“金融大鳄”索罗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更多的声音说,这是一次不能输的战争,因为危机之下脆弱的信心需要支撑,哪怕是仅具象征意义的全球团结合作。
  纠结的利益和冲突为这场会议设置舞台,当众多政治明星们在伦敦集体登场之时,是否会按既定的设计演出?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意义何在?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避免美元陷阱
□ 余永定/文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步步恶化,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呼声日渐高涨。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创造世界货币的建议。周小川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那么,这种内在缺陷是什么呢?周小川的回答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政策与储备货币本身所应该具有的性质(如稳定的价值贮存)相矛盾。鉴于“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周小川特别考虑了如何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SDR)作用的问题。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周小川建议扩大SDR发行。建议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反响,并得到积极评价。
  “幸福的家庭大抵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此60年未遇的金融海啸中,各国正面对不同的困难。从近期来看,中国面临两个突出问题:其一是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速下降和失业增加;其二是外汇储备安全受到威胁。在此形势下,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意义何在?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每个中国经济学家不得不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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