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奈:中国改革再建言

本文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7期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29日 共有0条点评
重要的是“可持续性”发展的广义政治条件。当前的体制确保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当前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但这能维持多久?

《财经》记者 马国川

  多年来,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办公室的墙上都挂着一幅当年为自己著作《短缺经济学》设计的封面:一个人裸体站在镜子前。

  这个寓意“皇帝新装”的封面,折射出科尔奈的人生选择:宁愿做说出真相的“小男孩”。作为生活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计划经济国家的样板,为科尔奈提供了难得的研究对象。

  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出了重要的改革理论,中国改革也受益其中。国际经济学界评价说:如果不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科尔奈,早就走进斯德哥尔摩的颁奖现场了。

  作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终身研究员、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科尔奈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重要的启蒙者之一,他的《短缺经济学》等著作在中国影响深远,在吴敬琏看来是“步入改革之门的中国经济学家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中国也是科尔奈格外看重的国度,他参加了1985年在中国举行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其后他多次来华,与吴敬琏、钱颖一、许成钢、樊纲等中国学者相交、相知,对中国改革提出了坦诚而谨慎的建议,为政界和学界所重视。

  面对今年1月本刊记者发出的采访提纲,82岁的科尔奈再次将思考目光投向万里之外的中国。其后两个月,他以惯有的严谨反复修改问答,尽可能准确地阐述自己的见解。

  科尔奈把苏东剧变后出现的新国家称为“巨大的实验室”,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后,他建议中国“仔细地考察这个巨大的实验室内正在发生的一切,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好好利用他们的成功经验”。

  “根本没有‘中国模式’”

  《财经》:您曾经说过,转轨过程中的制度改革由很多部分组成。实际上,有的部分成本低,有的部分成本高。中国改革的选择从成本低的部分入手,所以比较顺利。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路径是否可以说是成功的?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

  科尔奈: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回答。我必须分割为几个小问题,我还要努力澄清一些含混的概念。

  根据经济学家通常的理解,“模式”是一种理论性构架,描摹现实经济中的一些特定关系。你用的这个词显然是另一个意思,指的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所组成的一个真实过程,而这一过程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方式或范例。

  但是,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模仿!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所以根据我的理解,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东西。

  不如来分析一下近几十年来中国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尝试着判定一下,这些特征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如果是有利的,它们是不是惟有在中国才能出现,其他国家能不能同样出现这些特征。

  在你的问题里还有两个词,也需要解释并给予清晰的界定。

  一个模糊不清的表述是“顺利”。“顺利”的意思是否是说,中国的经济产量在毛泽东之后持续增长,至多只有时快时慢之分,而从未有过绝对的下降?这是中国发展所具备的一个令人着迷的特征,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就构成了鲜明对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1989年-1990年的政治变动后进行了经济转型,但这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此期的一些年份,经济产量甚至没有达到转变之前的水平。

  至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一两年里经历了严重、痛苦的衰退,迄今还无法断定这些国家的经济是否已重新开始增长。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成本低”又是什么意思呢?低价格是谁支付?如果美欧的消费者购买了比较廉价的中国产品,他们当然就享受了“低成本”。但中国的产品为何能以低价在富国的市场上销售?

  这有几方面因素。一个是汇率,但我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工人的低薪酬。劳工成本不仅包含雇佣者给予受雇者的金钱,还包括与工资有关、与工资成比例的税和社会支出,包括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北美和欧洲劳工成本升高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向劳工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这损害了许多与中国产品竞争的产业竞争力。

  我们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些基本的伦理问题。中国经济以闪电般的速度增长,原因之一却是,在中国GDP的构成中,投资所占比例过高,消费所占比例较低。当前一代正在为未来一代做出巨大牺牲。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不同代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解决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资源划分问题是可行的,历史上也有人采用过,但其他路径也是可行的。

  以几百年为单位,来思考世界经济史的进程,就能清晰地看到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澳大利亚等国走过的道路。它们的经济增长从未像今天的中国那么快,但它们都达到了所能达到的顶峰。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消费与经济产量是同步增长的。

  “低成本”是当今中国话语里广泛出现的一个表达,但此语也许会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忽视中国面临的那些真正关键性的战略困境。

  《财经》:正像您所言,中国经济以闪电般速度增长,那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是否可以持续?

  科尔奈:我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的储蓄与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在世界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么高的比例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强迫储蓄,我们难以判定,甚至可以说无法判定。

  看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历史吧。在过去的100年里,这些国家的GDP年平均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速低得多。但就在这100年里,瑞典的社会民主派不断地赢得议会选举,不断地为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好的医疗条件以及足以保障体面晚年生活的养老金体系,并且获得了成功。

  再看美国。这个国家的创业精神极其旺盛,过去60年至80年时间里世界性的伟大创新与科技进步大多是由美国企业家创造的。在以法治作为国家的基础方面,在发展不同的方式来让不同的政治势力竞争方面,在拟订《宪法》方面,美国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印度人口仅次于中国,像中国一样,它在不久前也是一个贫穷的、停滞不前的国家。但在那些阻碍发展的官僚性障碍被消除之后,在政府允许自由企业家式的资本主义成长之后,印度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而且,印度的议会民主政体屹立不倒。

  “可持续性”的意思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就算从狭义的、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标准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大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工业与机械化交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等。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到广义的政治条件。当前的体制确保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当前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但这能维持多久?

  必须提醒读者特别注意,我并不建议中国遵循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北美模式”或“印度模式”,就像我并不建议瑞典、美国或印度遵循什么“中国模式”一样。

  我们无法通过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计算出一种数学上最优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快乐与痛苦、获取与牺牲都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区及不同代人之间分配。

  并不只是物质上的福利能这样分配,与个人自由相关的快乐、因自由权利受限而产生的痛苦,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分配。我无意提供一种能解决所有潜在分配问题的药方,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困境。

【作者:《财经》记者 马国川 】 (责任编辑:李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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