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改革新路线图

本文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8期 出版日期2010年04月12日 共有0条点评
沿着“治穷”之路,难圆“强国”之梦。新的改革框架需要不同以往的顶层设计,“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

马晓河/文

  改革可从“两公”突破

  改革实质上就是对原有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再调整,这种调整必然会有阻力,改革就是要破除阻力,实现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再平衡

  当前和今后,中国需要设计一个新的改革框架,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路径的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首先指的是,改革要更多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向上。

  中国应紧紧把握国内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和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新趋向,以走“强国”之路为目标,化危机和压力为动力,采取“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的新路线推进改革。

  实行这种改革路线,就是要针对难题,选准影响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作为突破口,自上而下地集中力量统筹政治改革与经济社会改革,统筹城乡、区域改革,统筹对内对外改革开放,为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创造制度条件。

  其次,这种顶层设计指的是改革在宏观层面要有整体推进方案,包括整体思路、基本方向、最终目标和重大举措。比如,为了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均等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就应该更加科学地配置社会权利结构,合理分配公共资源。

  其三,这种顶层设计要按照既有利于国内现代化、又适应全球化进程要求;优先从上层建筑领域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降低经济社会发展阻力,构建一个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更加适应,民主体制与法治体制更加配套,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等关系更加和谐的制度框架。

  在党政关系方面,按照党政分开的思路,应继续深化改革,把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事务完全交由政府去完成。在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改革方向是政府要有干预边界,干预范围要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要给市场经济发展留有足够空间。

  为什么会有“国进民退”的争议?表象背后是制度安排失当。如果只让濒于倒闭的国企退出,而鼓励那些利用垄断和政府支持而获得优势的国企走规模化和集团化之路,且其规模化和集团化不受限制,一味向竞争性领域扩张,必然挤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

  目前,这样的国企已经大到政府难以有效管理,不时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地步。在扩大内需中,城乡居民被鼓励要增加消费,而国企却在大量增加储蓄。这其中的关键是政府边界不清,国资势力膨胀,事实上形成了“政进市退,国进民退”,这都需要新的制度安排。

  要进一步改革用人制度,继续扩大差额选举,扩大社会招聘范围,让更多优秀人才通过公平竞争进入政府管理机构。比如,在人大、政协中能否减少“安排”名额,留下更大比例的差额空间进行选举,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具社会代表性;另外,怎样把精英们的上升通道设计得更为宽阔而公正,使他们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实现自身价值,而不是产生“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消极心态。

  为什么1978年以后,亿万人民感谢邓小平,就是因为穷人能吃饱饭,精英看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希望。

  在用人制度上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设计更加透明、规范、公平的制度,将有才能、有政绩、有品德的人才选拔到最需要的岗位上去。应坚决杜绝以“线”取人的做法,避免“上”一人伤一大片的现象。

  在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重点上,要从“两公”开始,即从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开始。从制度经济学上讲,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权利是公共性产品,要把“两公”用在真正的公共事业上。

  要从制度设计上防止“两公”部门化、集团化甚至个人化。无可置疑,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是社会的,怎么分配,怎么做,都要在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

  应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在“两公”方面更多的权力,充分发挥其决策权和监督权。在经济发达国家,公共权力由社会决定并服务人民,公共资源分配互相制约。

  用于公共服务的预算,其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是分开的,三种权力应互相制约。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6.1万亿元,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6.8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否偏高?公共财政的钱该怎么花、谁来监督?现在都还缺乏有效的权力配置结构。

  公共财政资金现在还是向城市建设投入多,向农村投入少。公共资源配置应该有个优先顺序,贴近老百姓最急需的项目应优先考虑,而那些讲排场、比政绩的面子工程则应有更明确的限制。

  总之,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应该受到公众的监督和制约,这种监督和制约要制度化、常态化和规范化。

  西方的民主制度演变了几百年,是不断沉淀、积累起来的,东方民族要想完全仿效,恐怕较难。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学习西方制度,但其选举制度还是打上了世袭的烙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也都暴露出这样或那样的西方式民主的水土不服。

  我们的制度设计也要思考这些问题。中国的体制改革要适应中国的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

  但现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确实还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快推进,继续深化改革。只有体制顺应时代,才能加快历史进程,否则我们将错过良机,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有人说,中国发展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这不是主要原因。中国发展的根本在于改革带来的制度创新。国际化只是一个后天因素,它与制度创新因素叠加在一起,集聚、发酵,使得中国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需要体制外和体制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体制内的“动”和体制外的“推”相结合。改革实质上就是对原有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再调整。这种调整必然会有阻力,改革就是要破除阻力,实现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再平衡。

  新的改革需要大勇气,更需要大智慧。这种智慧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要超越自身所在的集团利益,为民族复兴、国家强大而推进改革,这需要一种自觉意识和自我牺牲精神。

  二是具有远见卓识,从历史和全球视角把握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时机、路径和进程,考虑民族和国家利益,制定、实施行动方案。

  三是要有驾驭改革开放的能力,善于配置人力资本、公共资源,集聚社会精英,团结一切积极力量,推进社会进步。

  四是善于从日常社会生活现象中发现新趋势,从单一问题看透本质,调集社会资源、集中国力,推动中国的发展强大。

  未来世界将留给中国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中国的未来必须靠一代又一代改革者不断推进。改革没有回头路,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作者:马晓河/文 】 (责任编辑:李旸)
 我也说两句:
[所发表点评仅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财经网》观点]
用户名:  密码:
有意与本刊合作者,有关合作事宜请与财经网联系。未经财经网书面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否则即为侵权。
[京ICP证070301号]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B2-20040250]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040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05607号
Copyright 《财经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复制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