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约翰逊:谁令穷人埋单

本文见《财经》杂志2011年第03期 出版日期2011年01月31日 共有0条点评
大规模的金融去监管化,使得一小撮私人部门精英独吞了房地产繁荣最甜美的部分。而房地产繁荣的苦果则由其他社会阶层来吞,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和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

西蒙·约翰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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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依然对是什么造成了2007年的金融危机莫衷一是。是政府的错吗?如果是,错在何处?

  2010年12月,在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CIC)中占少数的共和党率先指出,错在提升相对贫穷人群住房自有率的政策,太多人背上了自己根本无法承担的次级抵押贷款。

  这一说法颇有市场,特别是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中,对2012年总统选举也会产生影响。但他们能拿出证据吗?美国穷人应该为危机负责吗?

  麻省理工学院的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他将共和党的结论分解为三大问题。其一,有什么证据表明,美国政客会对低收入选民的偏好或愿望做出反应?

  现有证据既不能证实,也不足以否认这一问题。但从手头的证据看,在过去50年中,整个美国政治精英早已不再与中低收入选民有共同偏好。美国官员的观点与收入分配金字塔顶层的人群要接近得多。

  另外,阿西莫格鲁总结了关于游说的最新研究。他认为,不少私人部门希望金融规则能变得更宽松,并为达到这一目的投入重金、不遗余力地奔走。次贷市场大繁荣的动力来自私人部门:由大投行在背后支持、由次贷巨头操作金融“创新”。实事求是地说,在危机后得到政府慷慨援助的机构,并非过度举债的房屋所有者,而是华尔街巨头。

  阿西莫格鲁接着问道,有什么证据表明美国收入分配在20世纪90年代末逐渐恶化,促使政客以放松向“后进”人口发放贷款的标准作为应对手段?事实上,美国收入分配状况在过去40年中一直在恶化,但其时间路径与金融危机根本对不上。

  比如,最高端的10%的美国人,其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大幅上涨。同时,后50%以及最低端的10%的人群,收入增长缓慢。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中低端人群的收入增长相对更快。因此,在21世纪最初几年,也就是次贷疯狂正盛的时候,中低端人群正是最有斗志的一批人。

  还有数据指出,美国人收入最高的1%的工资分配动态与其他人不同。这一人群挣钱能力迅速提升似乎与金融业的去监管化关系密切。换句话说,过去30年“金融创新”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穷人,而是富人,即收入本已很高的人群。

  最后,阿西莫格鲁考察了联邦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持。平心而论,美国对自住屋主的补贴由来已久,但补贴并不能解释地产繁荣出现的时间和不同寻常的抵押贷款行为。

  FCIC中的共和党将矛头指向了通过提供各种担保支持住房贷款的房地美、房利美和其他政府支持机构。不错,房地美和房利美是“大而不能倒”的机构,使得它们能以更低的利率融资并承担更多的风险,导致缺少足够的股本来为风险暴露提供缓冲。

  虽然房地美和房利美跳进了可疑抵押贷款的泥沼,并与抵押贷款商勾结,但其动作并不大,且下水的时间也已是地产繁荣末期。房市繁荣的主要动力是贴着“私人标签”的证券化机制。私有巨头们一直试图将房地美和房利美边缘化,将其排除在快速扩张的细分市场外。

  FCIC中的共和党将政府置于危机罪魁最大嫌疑人的地位,这是对的。但政府之错并非在于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多。相反,30年来,监管者和各派政客均被私人部门所蛊惑,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去监管化,使得一小撮私人部门精英独吞了房地产繁荣最甜美的部分。

  而房地产繁荣的苦果则由其他社会阶层来吞,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和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他们如今丢掉了自己的房子、工作、孩子的希望,甚至以上一切。这些人并没有造成危机,却在为危机埋单。■

  作者为IMF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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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蒙·约翰逊/文 】 (责任编辑:李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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