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政到宪政(下)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1年03月13日 17:04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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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体制内官员与民间互动,并不断提出奏请,立宪的声音开始进入朝廷并抵达上层。1901年固然石沉大海,但各方坚持推动,到1905年,体制内已呈连锁反应之势。因此,体制内立宪主义的成长,是晚清改革走向宪政的另一条必不可少的主线

  “方今时事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这是1905年7月16日朝廷简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光绪谕旨。它一开头就检讨1901年以来新政发动几年间的情形,看来成绩并不令人满意。原因盖在于新政本身“未能洞达原委”,这是个不错的措辞。

  关键在于这个原委究竟是什么?其实,无论当时舆论所指,还是官员上书,都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立宪”。该谕旨发表后,民间很快有了回应。该年《东方杂志》第10期载《南方报》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论立宪为万事之根本》。该文直陈新政之弊,“数年以来,群治之不进也如故,民智之不开也如故。求之政界,则疲玩愈甚而蒙蔽日深;征诸社会,则奸蠹滋多而公德益坏。”以下笔头一掉,剑锋直指:“其故何在,一言以断之曰:政体不立之害。欲旧其弊,固非改定政体不可,则立宪之说是已。……立宪政体之于国,犹舟之有指北针也。”由此可见,以立宪的方式改革政体,到1905年已经成为朝野共识。

  从石沉大海到名士官员互动

  回顾它的发生,固然先发于体制外;但由外入内,体制自身的因应变化也是一条线。这条线从1901年到1905年,由体制内官员与民间互动并不断提出奏请,最终使得清廷上层接受立宪,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从体制内的角度看,当梁启超于1901年6月发布《立宪法议》时,也是在此时,也是在日本,出使日本国的大臣李盛铎,在应诏上书中几乎和梁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变法之道,首在得其纲领。纲领不得,枝枝节节,不独图新政窒碍难行,且恐依违迁就,未睹变法之利,先受变法之害。”“查各国变法,无不首重宪纲,以为立国基础。惟国体政体有所谓君主民主之分,但其变迁沿改,百折千回,必归依于立宪而后定。”因此,他建议朝廷“近鉴日本之勃兴,远惩俄国之扰乱,毅然决然,首先颁布立宪之意,明定国是”。(此材料来自侯宜杰的《清末立宪运动史》)

  这个李盛铎也就是1905年清廷后来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此时他和梁启超同在日本,都是以日本明治后的皇室立宪为参照,故而从不同渠道向国内发出同样的声音。只可惜这个声音进入朝廷便石沉大海,但这可以看做是朝廷内部立宪主张的先声。

  让立宪的声音进入朝廷并抵达上层,一个重要的人物便是张謇。

  张謇是1894年的科考状元,这位已经四十来岁的状元先生并没有入朝做官,而是返回南通家乡从事实业与教育。1903年日本开国内博览会,一位日本友人带给张謇一张请柬,邀请他参加。张謇之前没有出过国门,这次在日本前后考察70余天。虚往实归,回来之后,人生坐标发生一次重要的转变,即在实业与教育之外,以立宪为务,投身于国内宪政。他后来很快成为江浙派的立宪首领,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立宪的各种事务,比如后来的国会请愿运动。

  1904年5月,张謇代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草拟立宪奏折,会集赵风昌、汤寿潜等数位朋友,反复斟酌六七次,方才定稿。稿定之后,张之洞不放心,要看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态度,便嘱咐张謇事先商量于袁。张袁早在甲午前的朝鲜就相识,但两人走的是两条道,多年不通音问。为立宪故,张写信与袁,无奈此时的袁并不热心,认为此事“尚须缓以时”。

  这边的张謇并没有停下脚步,这是他的自订年谱:“六月,刻日本宪法成。以十二册,由赵竹君风昌寄赵小山庆宽径达内廷。此书入览后,孝钦太后于召见权臣时谕曰: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权臣相顾,不知所对,唯唯而已。”当时身为军机大臣和外务部尚书的瞿鸿,连忙叫他的弟弟到上海,托赵风昌选购有关宪法的书籍,却不知慈禧看到的宪法,正是张謇从日本带回并和赵风昌一道印刻的。

  袁世凯的路子没有走通,江浙立宪派就把注意力放在瞿鸿身上,试图说服他在朝中倡导立宪。瞿对立宪有兴趣,态度也积极,他是清廷上层中立宪派有力的赞助者,当朝廷决定派臣出洋时,甚至打算“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9月,张謇又刻印《日本宪法义解》及《议会史》,送给兵部侍郎铁良。这一段时间,张謇利用自己的优越身份,广与各方大臣谈立宪。根据他的日记,在他看来:立宪之动机于铁(良)徐(世昌)之入政府,端(方)之入朝,(载)振贝子又助之陈于两宫。慈圣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

  这几人中,端方本身就是朝廷中的立宪派,正如几年前他是赞助康梁的维新派一样。据时人魏元旷《坚冰志》中的记载:慈禧召见端方,知他以前属于戊戌党,便问他“新政已皆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端方回答“尚未立宪”。又问“立宪如何”?答曰“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这是最能打动清廷上层的声音,端方、载泽这样的满人也的确非常相信。他们对自己面临的局面很清楚,不改革就没有任何出路。某种意义上,他们比汉人更焦虑,推动立宪的动机比汉人也更真诚,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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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建/文 】 (责任编辑:李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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