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规划微妙变局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1年08月14日 15:51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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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全部选择AP1000,还是压水堆路线下的多种堆型?核电发展安全规划将给出答案

  日本福岛核事故引发的“后遗症”在全球相继出现。最近几个月,瑞士、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先后宣布“弃核”。行驶在核电快车道上的中国虽未止步,但决策部门的核电规划,正在应对与反思中酝酿着微妙的变局。

  《财经》记者了解到,有关核电发展的安全规划,正由国家核安全局和国家能源局分别牵头起草,核安全局负责的是核安全规划,能源局则负责核电安全规划。从目前已完成的规划讨论稿看,双方的编写思路和关注焦点并不完全一致。

  “中国不太可能出台两部核安全规划,我估计,两个部门编制的规划最终会合并为一部。”参与核安全规划讨论的环保部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郁祖盛向《财经》记者表示,或者由国务院合二为一,或者先合并再提交至国务院。乐观预计,规划的最终公布将在明年一季度。

  知情人士透露,核安全规划对在运、在建、拟建核电站分别要达到的安全要求给予了明确规定,而核电安全规划则回避了这一问题。

  “按照核安全局目前编制的规划安全要求,二代技术反应堆已经没有发展前途,不会再建了。此外,对在建核电站的安全标准也提出了很多新规范。”上述知情人士表示,新建项目可能要求全部使用AP1000技术。

  对此,参与能源局核电安全规划讨论的专家不予置评,该专家强调,获得国家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准备工作(即获颁小路条,包括设计、“五通一平”、关键设备采购等),而未被核准开工的项目目前已超过10个,其中5个已于3月1日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批通过,后因福岛核事故被紧急叫停,其中4个为二代改进型技术。

  “不是说不建就能不建的,这些工程的设备订货都已提前三四年完成,现在改反应堆型的话,怎么改?”该专家分析说。

  这也正是两份安全规划的大分歧之一。核安全规划旨在构建国家核安全管理体制并确定清晰的技术路线,核电安全规划则着重突出核电运行、建设、设备供应、基本安全、设计验证等内容。

  郁祖盛介绍,核安全局和能源局相关人士将于8月召开沟通协调会,讨论磨合各自的方案内容。“双方都有这个诚意,要进行内部协调。尽管很难说谁听谁的,最后就看谁说得更有道理了。”

  究竟是全部选择AP1000,还是允许压水堆技术路线下的多种堆型齐头并进?

  按照“国四条”要求,所有停建和拟建核电项目,均须待核安全规划公布后方可重新审批,无论技术之争结果如何,这些项目都将重新评估,而这也将影响到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长期格局。

  AP1000争议未了

  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反应堆,是第三代核电技术中最具代表性的堆型,也是目前压水堆技术中唯一的全非能动堆型。

  不过,从2006年中国决定引进之日起,AP1000就一直伴随着激烈讨论,甚至强烈质疑。在正在编制的两部核安全规划中,这一争执再次被凸显出来。

  核安全局编制的核安全规划讨论稿中对在运、在建和拟建项目提出了具体要求:在运和在建项目需重新考核其在地震、水淹、长期断电等突发状况下的应对措施,若不符合要求则需做硬件修改;如果修改不现实或不可行,则允许加强管理措施来弥补,如临时电源、应急电源准备等。若仍无法达标,就再进行风险评估,评估不合格者必须停运或停建。

  对拟建项目则制定了更高安全标准,要求其对上述严重事故的预防必须纳入到设计基准中,不再允许通过加强管理措施来实现。

  郁祖盛告诉《财经》记者,“说实话,现在运行的核电站是扛不住福岛这样的事情的,但新建项目就要求你扛得住。”目前,在运的13台核电机组全部采用二代或二代改进型技术,装机容量达1080万千瓦。

  这也意味着,若要“扛住”福岛核事故的灾难级别,新建核电站将全面采用三代技术。若再对“非能动”提出要求,新建项目全部上马AP1000技术则成为唯一选项。

  可就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即便在AP1000原产地美国,AP1000的安全性也遭遇质疑。

  5月20日,美国核监管委员会(NRC)发布公告,确认AP1000存在的一些技术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其中最核心的是,AP1000安全保护壳的设计能否遏制事故条件下的压力峰值。在公告中,NRC称已对西屋公司提出明确要求,直到得到满意证明之后,才会对其颁发设计认证证书。

  此后,国家核能动力学会经济专业委员会原主任温鸿钧撰文质疑AP1000的安全性,表示如果批量建设AP1000核电站,将埋下安全隐患。

  郁祖盛解释,鉴于“9·11”的教训,美国对核电站设计建造增加了抵抗大飞机冲撞的法律要求,因此AP1000的安全保护壳才会被质疑存在安全漏洞。而在中国,法律上并没有防大飞机冲撞的规定,故并不存在保护壳的安全性问题。

  Frost & Sullivan咨询公司能源与电力系统分析师曹寅指出,AP1000在局部安全标准上没有通过NRC审核,并不代表其不安全。核电站堆型安全不安全,根本上还需通过实践来验证。

  缺乏运营检验正是AP1000的最大软肋。2006年决定引入AP1000时,当时在场的国务院高层领导曾在会议上发问,既然AP1000是成熟技术,为何当今世界上没有一台建成投入运营?当时在场的包括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内的AP1000支持者们没有给出答案。

  目前,浙江三门和山东海阳正在建设四台AP1000机组,这也将成为AP1000在全球的示范机组,其中三门1号机组预计于2013年发电,其余三台则计划在2014年和2015年发电。

  国家核应急协调委员会研究员冯毅表示,机组至少需要运行一年才能证明是否可行,既然是示范工程,投产后需至少更换一次核燃料才能了解堆芯运行情况,在此基础上才能证明AP1000是否能大面积商用。

  “新批项目全面采用AP1000的可能性太小了。”冯毅对《财经》记者说,“这是工程规律,需要一个验证过程,不是说你把谁搬出来就能决定的。”

  中核集团科技委常委专家张禄庆认为,国家应该统一核电厂的堆型,而没必要也不可能统一核电站机型,后者随着核电技术发展不断改变。中国早在1983年就已确定了压水堆路线,就像每个汽车品牌下有不同型号汽车一样,应该允许达到三代技术要求的各种机型并肩发展,包括AP1000、EPR、俄罗斯三代技术,以及国内自主研发的三代技术。

  “经济性也是考量核电站技术的重要指标。”张禄庆说,如果只用AP1000,目前设备国产化率只有20%左右,而采用中广核、中核自己研发的三代技术,设备国产化率至少可达80%。

  然而,福岛核事故的发生还是给二代和二代改进型技术蒙上了阴影,也在客观上逼迫中国尽快在技术路径上作出选择。

  曹寅表示,如果中国继续上马二代或者二代改进型核电站,可能会遭致地方政府或反核人士的反对。如果直接上三代,起码在设计理念和理论测算上,安全性更胜一筹。

  国核技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福岛核事故之后,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会大幅提高核电站的设计基准和安全标准。以此看来,只有AP1000才能满足新的要求。“并不是因为选择AP1000才放弃二代技术,而是在新的形势和安全标准之下,二代技术面临淘汰。”

  不过,即使最终出炉的核安全规划明确新建核电站必须采用三代技术,也并不意味着AP1000会成为新批准核电站的唯一机型。张禄庆表示,虽然当前国家更倾向于采用AP1000,但中核与中广核并不会放弃自身的技术研发。

  “核安全规划只会提出必须满足的核安全要求,而如何满足这些要求,则是核电设计单位的职责。”张禄庆介绍,目前中核与中广核自主研发的三代技术,即结合了能动与非能动的要求。

  安检评估仍待结案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3月16日,国务院颁布“国四条”,要求开启对国内已运行和在建核电站的安全检查。

  此次检查从5月份开始,由核安全局、能源局、中国地震局联合组织的检查组负责,清华大学原校长、核电专家王大中担任检查组组长。

  检查组专家介绍,此轮检查共涵盖11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外部自然事件叠加或组合情况下的应对;防洪抗震措施完备性;严重事故的预防和完结措施是否合适;应急组织、应急储备、应急协调指挥能力;工程建设管理水平等。

  《财经》记者获悉,8月初,28个在建核电站的安全检查已全部结束。

  在运和在建核电站的现场检查结束后,接下来,检查组将进行综合分析和讨论,由核安全局为主要执笔人撰写相关报告,在主要结论和观点经过核安全专家委员会确认后,再提交至国务院。安全检查报告可能分为在运和在建两部分编写,其中会提出具体的纠正行动。

  《财经》记者获悉,目前,在运核电站安全评估报告还没有完成。

  “国四条”中明确规定,要用最先进的标准进行核电站安全检查,但在真正的检查进行当中,“最先进的标准”几成空文。原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总工程师汤紫德直言,安全检查“敷衍了事”。

  《财经》记者了解到,此次安全检查的大致程序是:每个核电站在福岛核事故后按照核安全局要求首先进行自查。检查组抵达现场后,先由核电厂对自查情况进行汇报,而后检查组专家再分若干组,分别进行文件检查、现场检测、分析讨论等。

  一位检查组成员说,平均每个核电站的检查时间大约是三天到五天,“但这个检查还是很有用的”。

  也有专家质疑此次检查仍然不够充分。郁祖盛介绍,福岛核事故后,欧洲与美国也同样展开了核电站的安全检查,但他们留给业主的时间一般是三个月到四个月,需要对各项指标进行极限能力测试,测试完成后还需提交详尽的检查报告。

  核安全局仿照法国做法,给核电企业提供了一份涉及11个方面的安全检查提纲,但内容比法国方面简单得多。

  郁祖盛表示,“我们这里一个电厂一般就待三四天,每个电厂有四五个堆,平均一个堆能有多长时间?”

  “首先时间太短,看的东西太多,走马观花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其次,没有硬性标准进行规范,只是原则上进行分析,然后讨论。”汤紫德认为,检查过程较为短促,很难说这次检查是到位的。

  中广核从事核电站工程建设的人士则认为,公众对核电有担忧,“国家进行检查也算是给公众一个交待。”

  郁祖盛直言,“我们可能有点急于求成,或者更多的是形式主义,弄几十个专家到现场待三四天,像我这样的就算干了一辈子核电,到电厂只待三天的话,连东南西北的门朝哪开都搞不清楚。”

  前述检查组成员未对此次检查结果作出评价,仅强调,“结果需由三部委来定调,他们会给出全面、综合的评价。”

  在这位专家看来,中国核电站的安全措施有充分保障,不过,随着国际安全标准不断提高和福岛经验陆续反馈,也仍有很多方面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

  决策层善意、及时的安全检查指令在执行中流于形式,而更让人担心的是,核电运营中的怠忽态度亦显现出来。

  一位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核电站年度发电任务越来越重,留给两台机组的计划外停机检修时间已缩短到三天到四天。出了小问题后,上面给出的意见是“允许在当前状况下运行到下一次计划大修”。

  监管体制短板难补

  多位专业人士提醒,中国现行核电安全的监管体制,也多有不适应之处。

  郁祖盛表示,中国整个核电的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从福岛核事故上便可反映出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多头管理,二是效率低下。

  按目前体制,对运行核电站进行管理的是三个部门,包括作为行业主管单位的发改委下属的国家能源局,管理核燃料的工信部军工局及其常设机构国家核电应急委员会,以及环保部下属的国家核安全局。

  郁祖盛透露,福岛核事故期间中央电视台的“权威发布”,其信息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确认,到最后发布出来时,“已经过了至少一个星期”。

  福岛核事故期间,上述所有管理机构均各自向国务院汇报信息,但没有谁是权威机构,最后均须国务院在听取了多方汇报之后,再汇总作出决策。

  郁祖盛还表示,在目前的核电管理体系中,各核电集团的利益分歧和矛盾更加凸显出来,且得不到有效沟通和协调,因此中央政策在企业落实的实践当中,往往会打折扣。

  业内人士指出,核电站的运作,需要可靠和透明的监管,需要运营者与监管方之间的制衡,以及高标准的建设质量。但实际情况是,在这些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中国就已快步进入到核电高速发展阶段。

  郁祖盛指出,即便受福岛核事故影响,中国“十二五”期间不再审批新的核电站项目,当前在建核电站发展速度,也已经是“跃进”了。

  2007年,中国政府将核电从“适度发展”调整为“积极发展”。是年,国务院通过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提出,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

  倘若没有福岛核事故发生,中国核电建设可能还会提速。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曾计划,调整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将2020年的目标提升到8000万千瓦以上。

  《财经》记者获悉,这一规划将与核安全规划一并推出,发展目标可能调至7000万千瓦左右。

  冯毅表示,根据“国四条”规定,只有在完成核电站安全大检查,调整完善核电中长期规划及出台核安全规划后,新核电项目才会放行,新的核电项目审批可能要延至明年下半年。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林伯强对《财经》记者指出,即使核安全规划和新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新核电站项目在审批和项目落实方面,也存在变化的可能性。

  林伯强说,中国在未来新增核电项目时,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政治压力,在全球都在缩减核电的时候,中国不可能自己一家还在大踏步前进。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压力,随着核电站在安全方面的投入逐步增加,核电经济性面临大考。

  按照福岛核事故前中国规划建设的核电站计算,到2015年,中国将每年新建五个核电站反应堆。若核安全规划明确采用三代技术建造新核电站,则意味着今后的五年至十年中,中国每年将建造至少五个AP1000核反应堆。

  对此,郁祖盛认为,从中国目前装备制造能力、施工和管理能力上分析,每年建设五个到六个已是极限。

  “在未通过实践证明AP1000的安全性之前,如此大规模建设值得商榷。”曹寅对《财经》记者说。

【作者:《财经》记者 王奇华 李纬娜 特约作者 韩伟 】 (责任编辑:闫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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