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第六期经济、社会和领土凝聚力报告。报告列出了2014年－2020年庞大的投资计划——从欧盟三大基金筹资4500亿欧元。在如今的经济和财政条件下，公共部门投资可能被挤出国家预算，有鉴于此，上述计划表明欧盟致力于进行增长导向型的公共部门投资。

欧盟的凝聚力战略令人钦佩，也十分明智。过去，大量投资投于实体基础设施；如今，投资已转向更加平衡的目标组合。这些投资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如何？诚然，维持高增长率需要维持高公共投资水平，这样才能增加私人投资回报，反过来提振产出和就业。但公共投资只是成功增长战略的一部分，如果能去掉其他束缚，公共投资的影响将远不止于短期。

三个补充性问题十分关键：第一个问题是价格稳定和欧元的价值；第二个问题是财政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结构性问题。

如今，通胀率远低于欧洲央行2％的年度目标，处于通缩危险区间。通缩会抬高主权债务和养老金等非债务责任的负担，破坏许多国家已经相当脆弱的公共财政状况并扼杀增长。

危机以来，欧洲央行不那么积极的政策已经导致汇率过高，危害了竞争力，制约了可贸易部门的增长潜力。欧洲央行清楚这一点，其正在扩张资产购买计划，以推高通胀、拉低欧元。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一直清楚，重塑目标通胀和贬值货币不是增长战略。需要艰难地改革才能让许多经济体的财政恢复秩序，并增加它们的结构灵活度。但欧洲央行无法独立实现这一目标。

在财政方面，主权债务水平已经过高且仍在增长。但更大的挑战是资金不足的非债务责任，如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据估计，其规模是主权债务的4倍甚至以上。显然，必须实施可靠的计划，以阻止非债务责任的增长。

仅停止增长还不够，非债务责任必须减少，因为它们已经给财政造成了不堪承受的负担，这主要原因在于快速老龄化。美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尽管没有欧洲那么紧迫。最新分析表明，美国福利计划的负债将在十年后对公共预算造成打击。相反，在人口结构更加不利的意大利，福利计划债务现在打击公共预算。

增长能减轻这一负担，但中短期增长很有问题。通胀将减少债务和其他非指数化非债务责任的真实价值。但即使是更高水平的可控通胀也已被排除，现在的风险是通缩。

政府可以通过增税来覆盖更大比例的支出。但这无助于增长，并且会给劳动人口和试图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年轻人带来负担。类似地，发行更多债务以覆盖到期债务，只能改变债务构成，而无法减少债务。

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直接减少债务。对主权债务来说，这意味着违约，只能在极端情况下发生；对非债务责任来说，这意味着改变系统参数，比如延长退休年龄，但这会在政治上产生争议，将极难推行。

第三个欠缺成分是结构灵活度。重塑增长需要结构性变化。尽管美国增长仍显著低于潜在水平，但数据表明，约一半的增长复苏是源自资本和劳动力向经济可贸易部门的转移。而这在南欧经济体要么不存在，要么进展缓慢，南欧劳动力和服务市场的僵化结构必须改变。

即使没有与危机相关的失衡，所有经济体也都需要结构灵活度，以适应全球化以及随数字资本价值增长而兴起的劳动力节约和技能偏向性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变化。数字技术带走了数百万个传统白领和蓝领岗位，我们正在快速进入基于认知的就业领域。人力资本投资要想跟上就业性质的变化，需要有结构灵活度。

欧洲成员国实施财政和结构性改革，以换取财政束缚的短期放松，专注于增长导向型投资，以启动可持续复苏。私人投资者将注意到这一点，而这将加速复苏进程。现在的挑战是抓住这次机会。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