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7日当地时间上午约11点20分，法国首都巴黎繁华地段的第十一区，三名自称来自也门基地组织的蒙面武装人员驾驶着一辆黑色雪铁龙轿车停在了《查理周刊》总部的楼前。当时，周刊的编辑部正在召开每周三的例行编辑会。

这份以极左翼政治立场著称的漫画杂志此前曾多次发表带有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画像的漫画，该杂志主编斯特凡纳·沙博尼耶（同行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沙尔博”）也因此被列入基地组织沙特阿拉伯半岛分支的刺杀名单。

遭受过多次死亡威胁的沙尔博从未感到过畏惧，他在201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硬气地说：“我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求生。”

这次几名武装分子一边高呼着“真主伟大”，一边持枪闯进杂志的编辑部。目前，此次袭击共造成10名编辑部工作人员身亡，2名警察殉职，另有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这是法国50年来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就在惨案发生之前的最近一期杂志中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个身背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圣战战士举起一根手指对着读者说：“等着！一直到1月底都来得及祝贺新年。”

漫画的标题是：法国还没有恐怖袭击。

近年来，法国不断在马里、利比亚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滥的非洲国家和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极端组织一直在寻求报复。在法国决定支持美国对“伊斯兰国”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后，“伊斯兰国”开始不断在网络上呼吁追随者对法国发动“独狼式”袭击。法国的安全官员也认为，从2013年开始，法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首要袭击目标。

袭击事件发生前一小时，《查理周刊》还在其推特页面上发表了一张最新的关于“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的黑白漫画，上面写着：“来自巴格达迪的问候……特别是健康。”

错位的认知

惨案发生现场的监控显示，武装分子是在核对了编辑部每个人的名字之后，一一开枪将其打死，沙尔博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定点清除与以往以无辜平民为目标、以制造恐慌为目的、漫无目的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恐怖袭击形成明显区别，是一起针对性极强的袭击。据幸存的目击者称，凶手在行凶后高喊：“我们为先知复仇了！”

包括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内的一些欧洲政要以及众多欧洲媒体均将此次恐怖袭击视为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威胁，纷纷表示不会对恐怖主义的死亡威胁进行妥协。

《查理周刊》的发行量并不大，其前身还曾经因讽刺已逝世的戴高乐将军而被停刊，其后也曾因缺少资金而停刊十年，但由于其华丽耀眼的封面、煽动性的标题，如今的《查理周刊》逐渐成为报亭、火车站书店书架上的一大特色。

连教皇、耶稣和圣母都不肯放过的《查理周刊》自然也不会放过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2011年11月，杂志刊登了一幅取笑伊斯兰法典的漫画：长胡子白袍子的“卡通版”穆罕穆德竖起一根手指，眼睛瞪得圆圆地说，“如果你没有笑死就抽100鞭子”，并被冠以“特约编辑穆罕默德”。第二天，杂志在巴黎的办公室遭到燃烧弹袭击。

在紧接下来的一期，作为对袭击的回应，该杂志又发表了一张身着白色大褂的穆斯林和身着印有“查理周刊”字样黑色Polo衫的男子激情接吻、口水四溅的漫画，旁注为“我们之间的爱比恨多”。《查理周刊》因此被法国当地的穆斯林团体告上了法庭。

法国新闻界针对政治人物和社会名人的讽刺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时的对象往往是王室贵族，现在讽刺的对象已经扩展到了政客、商人、警察，以及各种社会名流。创办于1959年的《查理周刊》也继承了这一左翼激进主义传统。沙尔博将一幅幅漫画视为新闻自由，但在不少伊斯兰学者眼中并不是这样。

来自也门的伊斯兰学者阿玛尔·阿尔瓦塔里对《财经》记者说，穆斯林群体绝对尊重言论自由，自从伊斯兰教诞生之初，每一个穆斯林都有充分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

在清真寺里，你可以和任何人，甚至是清真寺的伊玛目，就伊斯兰教义以及个人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没有地位高低尊卑之分。“但是，法国的漫画杂志并没有尊重我们的宗教信仰。”

西方至今有人将伊斯兰教错称为“穆罕默德教”，因为基督教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命名的，但是在伊斯兰教里，先知并不是伊斯兰的创建者，而只是一个使者，负责传达真主的旨意。

穆斯林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他们担心先知的画像会变为崇拜的对象，影响了对真主的敬意。因此，基督教堂里有着很多关于耶稣的图画故事，但在清真寺里却看不见先知穆罕默德的踪影。

“就《查理周刊》的漫画而言，最开始触痛广大穆斯林神经的并不是讽刺的内容，而是穆罕默德的形象被展示于众，即便是赞扬他，也不能为穆斯林所接受。”阿玛尔说。

阿拉伯圣城报原主编阿卜杜勒·巴里·阿特旺也认为，“我们并不能因为《查理周刊》反对极权主义者，就将其归类为自由主义捍卫者”；《查理周刊》的行为“越过了穆斯林的红线，并踩到了红线之内的所有红色区域”。

但是，阿玛尔和阿特旺都再三对记者强调，对《查理周刊》的批判并不等于赞美采取恐怖主义手段的报复方式，“那些不热爱和平的穆斯林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徒”。

宣泄多于理解

《查理周刊》并不是唯一一个拿攻击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当家常便饭的西方媒体，其内容也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与穆斯林社会的冲突。

1989年英国小说家萨曼·拉什迪在《撒旦诗篇》一书中以先知穆罕默德为原型，描述他誊写《古兰经》的经过。小说不但引起了英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穆斯林团体的抗议示威，还引发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颁发一道将拉什迪处死的宗教令，“拉什迪规则”由此诞生——任何亵渎伊斯兰教、先知和《古兰经》的人都可以由宗教领袖颁布宗教令将其处死。

2004年11月2日，荷兰导演提奥·梵高因其描写伊斯兰社会针对妇女暴力行为的电影《屈服》被荷兰当地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开枪打死，凶手留下了一封用阿拉伯语和荷兰语写的长达五页的信，用刀子插在尸体上。

次年，丹麦销量最大的日报《日德兰邮报》一次性刊登了12幅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并被众多欧洲媒体转载。沙特阿拉伯因此召回了驻丹麦大使，丹麦驻印度尼西亚、黎巴嫩、叙利亚等地的领事馆或被洗劫，或被烧毁。

事件还引发梵蒂冈罕见地发表声明，谴责欧洲媒体刊载和转载有关漫画，称言论自由不等于可以冒犯他人信仰的自由。到2010年，丹麦的《政治家报》为当年转载这些漫画作出正式道歉。

以肆无忌惮语言而闻名的美国动画片《南方公园》也在面临威胁时有所克制。2010年制片人特雷·帕克和马特·斯通在试图拿伊斯兰教开涮前受到了威胁，喜剧中心频道在播出时用黑格子盖住了穆罕默德的形象。

在最近的一次，以色列裔美国人萨姆·巴奇莱拍摄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在2012年引起了全球范围穆斯林的抗议高潮，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森在美国驻班加西领馆周围爆发的大规模抗议当中遇袭身亡。

西方社会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信任和理解鸿沟愈来愈深，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伊斯兰研究所的教授阿克巴·艾哈迈德认为，强烈的种族和社会优越感在西方国家已经根深蒂固，类似于“美国堡垒”和“欧洲堡垒”这样的概念正在形成；反观伊斯兰国家，政局持续动荡、领导人缺乏远见和稳定、思想家停止思想生产，被西方媒体贴上“伊斯兰危机新月地带”的标签。

艾哈迈德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穆斯林，一方面希望在生活上向自己所看到的美国标准看齐，但是在寻找自己的合法身份认同时又只能回归到自己的传统文明——伊斯兰当中。由此积攒下的怨气如此之多，妨碍了很多穆斯林以伊斯兰的视角去衡量全球问题、寻找解决答案，结果导致要么悲观绝望，要么就是打击敌人的野蛮冲动。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在西方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伊朗裔宗教学者里扎·阿斯兰分析，投奔效忠“伊斯兰国”的西方年轻人中大部分是在社会被边缘化、存在身份认同危机并对暴力充满幻想的年轻人，他们缺乏对伊斯兰宗教教义的基础认知和理解，完全是出于内心一时的宗教狂热。

在此次袭击《查理周刊》的三名嫌犯中，34岁的赛义德·库阿奇和32岁的谢里夫·库阿奇兄弟俩是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后代，他们在法国出生和成长，哥哥赛义德曾在也门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训练营内接受过数月的训练，而弟弟谢里夫则因为在法国招募人员到伊拉克参加圣战于2008年被捕入狱。自哥哥从也门返回法国后，兄弟二人就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成为极端组织送入西方社会的“特洛伊木马”。

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安德鲁·帕克在巴黎袭击事件后对媒体称，目前在叙利亚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正在策划对西方国家进行大规模报复行动，而西方的情报机构和反恐组织很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这样的袭击。

老问题新激化

宗教文化的理解鸿沟，在法国加之以社会、经济因素，被进一步复杂化。法国因容纳了欧洲各国之最的约500万穆斯林人口，成为穆斯林世界信仰与欧洲社会价值观矛盾摩擦最为激烈的国家之一。

法国法律规定官方进行的人口统计不得将宗教信仰等因素列入在内，关于穆斯林人口数量的一种估算来源于出生地或家庭追溯。庞大的穆斯林社会与法国接纳移民的历史不可分割。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在2008年的调查显示，530万外国出生的移民，以及650万二代移民，共计1180万人，占法国（不含海外领地）总人口的19％。其中，有550万是欧洲族裔，400万来自北非地区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100万来自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40万土耳其裔。

虽然有着长久的殖民历史，但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战”后，一方面是因战争大幅减少人口，一方面是低于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生育率，法国向移民敞开了大门。1931年，移民占法国总人口的比例是西方国家最高的，7％的水平比当时的美国还要高。

“二战”后，百废待兴的经济对移民仍有巨大的需求，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100万外来工人涌入法国。

欢迎态度因1973年石油危机停滞了，再加之本土战后婴儿潮一代长大，以及大量女性的进入，劳动力市场由匮乏转为盈余。1974年7月，法国政府停止了引入外来劳工的计划，对于已经来到法国的外来移民，允许他们的家庭前来团聚，其后代也可获得法国国籍。

《外交事务》杂志的研究显示，从那时起，法国经济始终没能以足够的增长来满足社会中的就业需求，10％上下的失业率持续了30年左右，造成了法国社会阶级的固化，而从北非来到法国的移民及其后代大多被固化在了体力工人这一低收入阶层。

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境况。索邦大学教授让－弗朗索瓦·阿马迪厄的实验发现，两位条件近乎一致的求职者提交了简历，一位的名字看起来是摩洛哥裔，另一位则是传统的法国姓氏，结果是前者获得面试的机会只有后者的六分之一。有统计显示，阿尔及利亚裔或摩洛哥裔法国人的失业率为30％，而法国全国的平均失业率为10％。

经济处于底层，导致穆斯林社会的犯罪率较高，传统法国人因此对其偏见越重，歧视情况也就愈加明显，如此恶性循环，让法国穆斯林与社会的裂痕不断加深。

2005年，裂痕爆发，当年10月底晚间，巴黎以北克里希丛林市三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跑入一所变电站，不料却遭到电击。两名男孩当场丧命，另一名男孩重伤入院治疗。青少年的愤怒首先发展到巴黎多处郊区，一周后蔓延至全国，烧车、抢砸事件遍布，法国由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持续了三个多月。

“资源的稀缺加剧族群对立，由于物质无法得到满足，穆斯林与法国主流社会之间的不信任呈现出几何形增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赵磊对《财经》记者表示。

2005年全国性骚乱引发的讨论认为，“二战”后法国所实行的融合多元文化的社会政策，已全面失败破产，但反思并没能改善仍在增长的穆斯林的境遇。一方面，之后全球性金融危机横扫欧洲，法国经济至今仍陷在近乎停滞的状态；另一方面，这一议题的政治色彩不断加深，成为政客们加以利用，甚至夸大的对象。

尤其从2007年开始，有着移民背景的中右翼政党候选人萨科齐在那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从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那里赢得选民，在移民政策上采取了强硬态度，在其五年当政期间，也仍保持着强硬状态。

2010年，经国会批准，法国出台法案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佩戴蒙面面纱，再次在法国激起争议，法国还因此受到基地组织的威胁。

2014年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燃起的宗教极端主义给本已紧张的法国族群关系增添了新的因素。

多年从事法国研究的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丁一凡向《财经》记者分析，处于社会底层、没有固定工作的穆斯林青年成为极端组织招募的大本营，向年轻人灌输当前的生活不如意并非其个人因素导致，而是文明的冲突。法国方面估算，前往参加“伊斯兰国”圣战的法国人约有1000人－2000人。

“此次巴黎惨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一方面惨案会对不稳定因素起到动员效应，另一方面政策和社会都会趋于保守，二元对立将会加深。”赵磊对此不无担忧。

这也会让法国再次面临来自极右翼政党的巨大压力。由玛丽·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已经节节胜利，在2014年5月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上，国民阵线得到了25％的选票，远高于执政党社会党的14％和中右翼人民运动联盟的20.8％；在9月的参议院改选中，“国民阵线”首次进入参议院，在改选中赢得2个席位。

2015年伊始的巴黎惨案很可能会进一步助推国民阵线的势头，已经有政治观察者预言玛丽·勒庞很可能会在2017年总统大选的第一轮中胜出，进入第二轮的总统对决；而中右翼人民运动联盟也可能在压力下进一步向右转。

“但是法国社会的趋势不会逆转，想要对穆斯林数量加以控制不再现实，封堵无济于事。”丁一凡表示。15年1月7日当地时间上午约11点20分，法国首都巴黎繁华地段的第十一区，三名自称来自也门基地组织的蒙面武装人员驾驶着一辆黑色雪铁龙轿车停在了《查理周刊》总部的楼前。当时，周刊的编辑部正在召开每周三的例行编辑会。

这份以极左翼政治立场著称的漫画杂志此前曾多次发表带有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画像的漫画，该杂志主编斯特凡纳·沙博尼耶（同行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沙尔博”）也因此被列入基地组织沙特阿拉伯半岛分支的刺杀名单。

遭受过多次死亡威胁的沙尔博从未感到过畏惧，他在201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硬气地说：“我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求生。”

这次几名武装分子一边高呼着“真主伟大”，一边持枪闯进杂志的编辑部。目前，此次袭击共造成10名编辑部工作人员身亡，2名警察殉职，另有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这是法国50年来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就在惨案发生之前的最近一期杂志中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个身背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圣战战士举起一根手指对着读者说：“等着！一直到1月底都来得及祝贺新年。”

漫画的标题是：法国还没有恐怖袭击。

近年来，法国不断在马里、利比亚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滥的非洲国家和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极端组织一直在寻求报复。在法国决定支持美国对“伊斯兰国”采取的军事打击行动后，“伊斯兰国”开始不断在网络上呼吁追随者对法国发动“独狼式”袭击。法国的安全官员也认为，从2013年开始，法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首要袭击目标。

袭击事件发生前一小时，《查理周刊》还在其推特页面上发表了一张最新的关于“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的黑白漫画，上面写着：“来自巴格达迪的问候……特别是健康。”

错位的认知

惨案发生现场的监控显示，武装分子是在核对了编辑部每个人的名字之后，一一开枪将其打死，沙尔博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定点清除与以往以无辜平民为目标、以制造恐慌为目的、漫无目的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恐怖袭击形成明显区别，是一起针对性极强的袭击。据幸存的目击者称，凶手在行凶后高喊：“我们为先知复仇了！”

包括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内的一些欧洲政要以及众多欧洲媒体均将此次恐怖袭击视为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威胁，纷纷表示不会对恐怖主义的死亡威胁进行妥协。

《查理周刊》的发行量并不大，其前身还曾经因讽刺已逝世的戴高乐将军而被停刊，其后也曾因缺少资金而停刊十年，但由于其华丽耀眼的封面、煽动性的标题，如今的《查理周刊》逐渐成为报亭、火车站书店书架上的一大特色。

连教皇、耶稣和圣母都不肯放过的《查理周刊》自然也不会放过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2011年11月，杂志刊登了一幅取笑伊斯兰法典的漫画：长胡子白袍子的“卡通版”穆罕穆德竖起一根手指，眼睛瞪得圆圆地说，“如果你没有笑死就抽100鞭子”，并被冠以“特约编辑穆罕默德”。第二天，杂志在巴黎的办公室遭到燃烧弹袭击。

在紧接下来的一期，作为对袭击的回应，该杂志又发表了一张身着白色大褂的穆斯林和身着印有“查理周刊”字样黑色Polo衫的男子激情接吻、口水四溅的漫画，旁注为“我们之间的爱比恨多”。《查理周刊》因此被法国当地的穆斯林团体告上了法庭。

法国新闻界针对政治人物和社会名人的讽刺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时的对象往往是王室贵族，现在讽刺的对象已经扩展到了政客、商人、警察，以及各种社会名流。创办于1959年的《查理周刊》也继承了这一左翼激进主义传统。沙尔博将一幅幅漫画视为新闻自由，但在不少伊斯兰学者眼中并不是这样。

来自也门的伊斯兰学者阿玛尔·阿尔瓦塔里对《财经》记者说，穆斯林群体绝对尊重言论自由，自从伊斯兰教诞生之初，每一个穆斯林都有充分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

在清真寺里，你可以和任何人，甚至是清真寺的伊玛目，就伊斯兰教义以及个人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没有地位高低尊卑之分。“但是，法国的漫画杂志并没有尊重我们的宗教信仰。”

西方至今有人将伊斯兰教错称为“穆罕默德教”，因为基督教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命名的，但是在伊斯兰教里，先知并不是伊斯兰的创建者，而只是一个使者，负责传达真主的旨意。

穆斯林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他们担心先知的画像会变为崇拜的对象，影响了对真主的敬意。因此，基督教堂里有着很多关于耶稣的图画故事，但在清真寺里却看不见先知穆罕默德的踪影。

“就《查理周刊》的漫画而言，最开始触痛广大穆斯林神经的并不是讽刺的内容，而是穆罕默德的形象被展示于众，即便是赞扬他，也不能为穆斯林所接受。”阿玛尔说。

阿拉伯圣城报原主编阿卜杜勒·巴里·阿特旺也认为，“我们并不能因为《查理周刊》反对极权主义者，就将其归类为自由主义捍卫者”；《查理周刊》的行为“越过了穆斯林的红线，并踩到了红线之内的所有红色区域”。

但是，阿玛尔和阿特旺都再三对记者强调，对《查理周刊》的批判并不等于赞美采取恐怖主义手段的报复方式，“那些不热爱和平的穆斯林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徒”。

宣泄多于理解

《查理周刊》并不是唯一一个拿攻击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当家常便饭的西方媒体，其内容也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与穆斯林社会的冲突。

1989年英国小说家萨曼·拉什迪在《撒旦诗篇》一书中以先知穆罕默德为原型，描述他誊写《古兰经》的经过。小说不但引起了英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穆斯林团体的抗议示威，还引发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颁发一道将拉什迪处死的宗教令，“拉什迪规则”由此诞生——任何亵渎伊斯兰教、先知和《古兰经》的人都可以由宗教领袖颁布宗教令将其处死。

2004年11月2日，荷兰导演提奥·梵高因其描写伊斯兰社会针对妇女暴力行为的电影《屈服》被荷兰当地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开枪打死，凶手留下了一封用阿拉伯语和荷兰语写的长达五页的信，用刀子插在尸体上。

次年，丹麦销量最大的日报《日德兰邮报》一次性刊登了12幅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并被众多欧洲媒体转载。沙特阿拉伯因此召回了驻丹麦大使，丹麦驻印度尼西亚、黎巴嫩、叙利亚等地的领事馆或被洗劫，或被烧毁。

事件还引发梵蒂冈罕见地发表声明，谴责欧洲媒体刊载和转载有关漫画，称言论自由不等于可以冒犯他人信仰的自由。到2010年，丹麦的《政治家报》为当年转载这些漫画作出正式道歉。

以肆无忌惮语言而闻名的美国动画片《南方公园》也在面临威胁时有所克制。2010年制片人特雷·帕克和马特·斯通在试图拿伊斯兰教开涮前受到了威胁，喜剧中心频道在播出时用黑格子盖住了穆罕默德的形象。

在最近的一次，以色列裔美国人萨姆·巴奇莱拍摄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在2012年引起了全球范围穆斯林的抗议高潮，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森在美国驻班加西领馆周围爆发的大规模抗议当中遇袭身亡。

西方社会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信任和理解鸿沟愈来愈深，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伊斯兰研究所的教授阿克巴·艾哈迈德认为，强烈的种族和社会优越感在西方国家已经根深蒂固，类似于“美国堡垒”和“欧洲堡垒”这样的概念正在形成；反观伊斯兰国家，政局持续动荡、领导人缺乏远见和稳定、思想家停止思想生产，被西方媒体贴上“伊斯兰危机新月地带”的标签。

艾哈迈德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穆斯林，一方面希望在生活上向自己所看到的美国标准看齐，但是在寻找自己的合法身份认同时又只能回归到自己的传统文明——伊斯兰当中。由此积攒下的怨气如此之多，妨碍了很多穆斯林以伊斯兰的视角去衡量全球问题、寻找解决答案，结果导致要么悲观绝望，要么就是打击敌人的野蛮冲动。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在西方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伊朗裔宗教学者里扎·阿斯兰分析，投奔效忠“伊斯兰国”的西方年轻人中大部分是在社会被边缘化、存在身份认同危机并对暴力充满幻想的年轻人，他们缺乏对伊斯兰宗教教义的基础认知和理解，完全是出于内心一时的宗教狂热。

在此次袭击《查理周刊》的三名嫌犯中，34岁的赛义德·库阿奇和32岁的谢里夫·库阿奇兄弟俩是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后代，他们在法国出生和成长，哥哥赛义德曾在也门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训练营内接受过数月的训练，而弟弟谢里夫则因为在法国招募人员到伊拉克参加圣战于2008年被捕入狱。自哥哥从也门返回法国后，兄弟二人就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成为极端组织送入西方社会的“特洛伊木马”。

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安德鲁·帕克在巴黎袭击事件后对媒体称，目前在叙利亚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正在策划对西方国家进行大规模报复行动，而西方的情报机构和反恐组织很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这样的袭击。

老问题新激化

宗教文化的理解鸿沟，在法国加之以社会、经济因素，被进一步复杂化。法国因容纳了欧洲各国之最的约500万穆斯林人口，成为穆斯林世界信仰与欧洲社会价值观矛盾摩擦最为激烈的国家之一。

法国法律规定官方进行的人口统计不得将宗教信仰等因素列入在内，关于穆斯林人口数量的一种估算来源于出生地或家庭追溯。庞大的穆斯林社会与法国接纳移民的历史不可分割。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在2008年的调查显示，530万外国出生的移民，以及650万二代移民，共计1180万人，占法国（不含海外领地）总人口的19％。其中，有550万是欧洲族裔，400万来自北非地区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100万来自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40万土耳其裔。

虽然有着长久的殖民历史，但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战”后，一方面是因战争大幅减少人口，一方面是低于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生育率，法国向移民敞开了大门。1931年，移民占法国总人口的比例是西方国家最高的，7％的水平比当时的美国还要高。

“二战”后，百废待兴的经济对移民仍有巨大的需求，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100万外来工人涌入法国。

欢迎态度因1973年石油危机停滞了，再加之本土战后婴儿潮一代长大，以及大量女性的进入，劳动力市场由匮乏转为盈余。1974年7月，法国政府停止了引入外来劳工的计划，对于已经来到法国的外来移民，允许他们的家庭前来团聚，其后代也可获得法国国籍。

《外交事务》杂志的研究显示，从那时起，法国经济始终没能以足够的增长来满足社会中的就业需求，10％上下的失业率持续了30年左右，造成了法国社会阶级的固化，而从北非来到法国的移民及其后代大多被固化在了体力工人这一低收入阶层。

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境况。索邦大学教授让－弗朗索瓦·阿马迪厄的实验发现，两位条件近乎一致的求职者提交了简历，一位的名字看起来是摩洛哥裔，另一位则是传统的法国姓氏，结果是前者获得面试的机会只有后者的六分之一。有统计显示，阿尔及利亚裔或摩洛哥裔法国人的失业率为30％，而法国全国的平均失业率为10％。

经济处于底层，导致穆斯林社会的犯罪率较高，传统法国人因此对其偏见越重，歧视情况也就愈加明显，如此恶性循环，让法国穆斯林与社会的裂痕不断加深。

2005年，裂痕爆发，当年10月底晚间，巴黎以北克里希丛林市三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跑入一所变电站，不料却遭到电击。两名男孩当场丧命，另一名男孩重伤入院治疗。青少年的愤怒首先发展到巴黎多处郊区，一周后蔓延至全国，烧车、抢砸事件遍布，法国由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持续了三个多月。

“资源的稀缺加剧族群对立，由于物质无法得到满足，穆斯林与法国主流社会之间的不信任呈现出几何形增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赵磊对《财经》记者表示。

2005年全国性骚乱引发的讨论认为，“二战”后法国所实行的融合多元文化的社会政策，已全面失败破产，但反思并没能改善仍在增长的穆斯林的境遇。一方面，之后全球性金融危机横扫欧洲，法国经济至今仍陷在近乎停滞的状态；另一方面，这一议题的政治色彩不断加深，成为政客们加以利用，甚至夸大的对象。

尤其从2007年开始，有着移民背景的中右翼政党候选人萨科齐在那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从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那里赢得选民，在移民政策上采取了强硬态度，在其五年当政期间，也仍保持着强硬状态。

2010年，经国会批准，法国出台法案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佩戴蒙面面纱，再次在法国激起争议，法国还因此受到基地组织的威胁。

2014年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燃起的宗教极端主义给本已紧张的法国族群关系增添了新的因素。

多年从事法国研究的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丁一凡向《财经》记者分析，处于社会底层、没有固定工作的穆斯林青年成为极端组织招募的大本营，向年轻人灌输当前的生活不如意并非其个人因素导致，而是文明的冲突。法国方面估算，前往参加“伊斯兰国”圣战的法国人约有1000人－2000人。

“此次巴黎惨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一方面惨案会对不稳定因素起到动员效应，另一方面政策和社会都会趋于保守，二元对立将会加深。”赵磊对此不无担忧。

这也会让法国再次面临来自极右翼政党的巨大压力。由玛丽·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已经节节胜利，在2014年5月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上，国民阵线得到了25％的选票，远高于执政党社会党的14％和中右翼人民运动联盟的20.8％；在9月的参议院改选中，“国民阵线”首次进入参议院，在改选中赢得2个席位。

2015年伊始的巴黎惨案很可能会进一步助推国民阵线的势头，已经有政治观察者预言玛丽·勒庞很可能会在2017年总统大选的第一轮中胜出，进入第二轮的总统对决；而中右翼人民运动联盟也可能在压力下进一步向右转。

“但是法国社会的趋势不会逆转，想要对穆斯林数量加以控制不再现实，封堵无济于事。”丁一凡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