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大年初一，李福兆在香港出生。李福兆出身名门，其家族位列香港早期的“四大家族”之一。其父李作元是李佩材（又名李石朋）的长子，李氏家族与何东家族、利希慎家族、罗文锦家族齐名，生意从大米进出口、航运业等扩展至地产和金融领域。1918年，李作元与简东浦、冯秉芬等名门望族，一道创立东亚银行，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银行。

李氏家族族谱字辈排序为“作、福、国、民”，枝繁叶茂，人才辈出。李福兆的长兄李福树是香港首位特许会计师，在港英年代曾任行政及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二哥李福善是香港最高法院首位华人上诉庭副庭长，曾参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

李作元对幼子李福兆疼爱有加，几乎有求必应，每天回家都会向他叙说讲解当日的生意概况与股市形势。这种别具一格的家庭教育，让李福兆小小年纪就懂得把每年生日和过年所得的双份压岁钱省下来，进行股票投资。在6岁那年，他已经持有连卡佛和中华百货公司的股票各500股，并从股价上涨和优厚派息中赚得第一桶金。

李福兆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回到香港，以注册会计师的身份活跃于金融市场。当时香港所有股票买卖活动均通过由英籍人士创办及经营的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进行，会员多为外籍人士，使用英语进行交易，且其上市条件苛刻，无形中把华人投资者以及需要集资的华资大企业和本地工商企业排斥在外。

经过两年的秘密准备，李福兆在1969年12月17日牵头组成远东证券交易所（“远东会”），改变了香港会一会独大的垄断局面。远东会打破了一系列惯例：允许女性成为交易所会员和证券交易员；引入华人经纪用粤语进行交易；让股民透过玻璃墙一窥股市交易过程；成功游说政府允许小股民买卖股票毋须报税，从而吸引更多普罗大众参与股票买卖。远东会深受市场欢迎，不到半年交易额就超过了香港会。其后，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四会并立的格局满足了快速成长的本地企业上市融资的急切需求。而李福兆一手推动的股票投资大众化、平民化，让原本无缘金融投资的广大香港市民，得以分享经济高速发展的利益，也为自己赢得股坛“教父”“校长”之美名。

后来，李福兆更一手促成四会在1986年合并为香港唯一有权批准公司上市申请的机构——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自己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联交所首位主席。李福兆领导联交所加入世界交易所联盟，由黑板报价年代逐步走向电子交易，由个人交收年代演变至中央交收，逐步奠定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连累全球股市崩盘，香港恒生指数在一天内下跌11％。咨询港英政府财经官员意见后，李福兆罕见地宣布联交所为疏导成交停市四天，成为是次股灾中全世界唯一停市的交易所，其独断作风惹来外界激烈批评。到复市当天，不少外资财团大量抛空期指和狂沽股票，导致港股出现恐慌性抛售，恒生指数狂泻三分之一，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大单日跌幅。至今仍有人认为，这反映了本地华人证券经纪行被外资金融力量在“华洋角力”中刻意打压。

在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澳大利亚记者质疑停市涉及私人利益，脾气暴躁、心直口快的李福兆当场怒骂记者恶意诽谤，扬言要控告对方并要求道歉。这一事件凸显了公众对联交所的不信任，李福兆在年底的联交所改选中也只能获任副主席。

1988年1月2日，已从着力肃清公营机构贪污逐步转为重点打击商界贪污的廉政公署大举出动“打老虎”，拘捕李福兆及多名联交所高层人士，指控他们利用联交所上市审批制度漏洞，非法收受利益，以极其优惠的价格获取拟上市公司的配售股票谋取暴利。

1990年10月7日，法庭最终确认李福兆这位身价不下40亿港元的富豪世家子弟受贿约80万港元，裁定其有罪并判处入狱四年，李福兆的金融生涯就此终结。李福兆从未明说自己有否贪污，只暗示港英政府政治打压以整顿联交所、控制证券业。

经历了32个月的牢狱之苦，李福兆因行为良好而获减刑提前出狱，随即避走泰国隐居，直至2012年证实患上胃癌，才返港接受治疗，但与癌魔的搏斗终告失败。

李福兆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更不忘将其推广到世界。早年曾将《孝经》《三字经》《朱子家训》等传统名著翻译为英文以为推广。他更是一个有趣的人，其在避居泰国时，斥资8000万港元在曼谷兴建了一幢有130个房间的精品酒店The Tivoli，名字倒过来读，意为“I Love it”，玩心尽显无遗。

待曾经的辉煌与争议都渐渐平息，曾意气风发、事事争先的他被际遇多少改变了心境，回首往事时终能欣赏关汉卿看破世情之语：“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香港证券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