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4日，北京迎来新年的第一场雪，雪粒微末，扑面只有一丝微凉，丝毫未能撼动连日的灰霾。半日之后，北京再次陷入重度“霾伏”中。
两日前，北京冬奥申委公布了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的《申办报告》，北京冬奥申委执行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张建东称，希望通过申办，带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共同改善大气环境，“政府用了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最严厉的措施，希望能够还老百姓一个蓝天，我们对此有信心。”
10天前，北京刚刚交出一份新的治霾成绩单：2014年，PM2.5年均浓度下降4％，一级优的天数增加了22天，重污染天数减少了13天。
官方的措辞满透着乐观和决心。但如果将其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大气十条”）放到一起看，就让人难以高兴起来：今后三年，PM2.5年均浓度若保持2014年同样的降幅，2017年的治污目标必然无法实现。
2013年是1961年以来雾霾最多的一年，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仅有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
中国政府在2014年正式向肆虐全国的雾霾宣战。一年中，除了工业升级，控车、去煤等手段在各地纷纷上场。尤其北京，铁腕之下，污染企业陆续被驱出京城，全面禁止建设钢铁、水泥、炼焦等高耗能、高污染项目。水泥、燃煤电厂锅炉的北京排放标准甚至超过欧盟标准。2014年比计划还多关停了92家排污企业。
1月，进入各地提交治霾成绩单时。北京，2014年PM2.5年均浓度降低值未能达到年初定下的5％的目标。
《财经》记者采访多位环保界人士，他们认为，仅从一年的变化数据，难以准确评估治霾目标的成败。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三年中国的大气污染治理难度和压力空前巨大。
北京是最早关注空气污染的城市，其治理举措之激进，远非国内其他城市所能比。北京尚且如此，全国的目标达成难度可想而知。
管住车
1月14日下午，北京西四环西南角的一个旧车交易市场里，二手车经销商赵龙正在推销一辆2010年产的“高尔夫”。天很冷，生意不好，他手揣在兜里，用胳膊把自己尽量裹紧一些。尽管当天PM2.5重度污染，在室外站了快一天，他也不想戴口罩，那会影响与客户的交谈。
机动车是北京第一大空气污染源，PM2.5贡献率达31.1％。因此，淘汰老旧机动车被视为降低机动车排放的攻坚战。自2011年起，北京财政拨专项补助，鼓励市民淘汰使用六年以上、未达到国四标准的机动车。那时赵龙一个月可轻松销出二三十辆二手车。
车辆类型、使用年限和排污量，决定了政府的补助额度。对于直接解体的报废车辆，车均补助5000元，转出到外地的补助4000元；到2013年，报废补助提高到平均每辆车6000元，转出的补助标准没有变；2014年9月15日到10月底，北京给淘汰老旧车再打一针“兴奋剂”，将报废补助提高到车均9000元的水平。
2014年，北京淘汰老旧车47.6万辆，超过任务指标8.5万辆，排放最差的黄标车全部被清理出局。现在，北京市已有超过80％的机动车达到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与发达国家大城市基本一致。为了完成淘汰指标，北京年均投入的补助额在10亿元左右。
补助，也鼓励了北京老旧车向外地的迁移。在全国，二手车交易中跨区域流通的比例约为20％，而像北京这类限购城市的外迁比例可达50％。
国内的二手车市场呈现明显的梯次消费，基本格局是从高收入阶层流向中低收入阶层，从中心城市流向二三线城市，以及从城市向乡镇流通。然而，普遍的治霾压力，使各地纷纷出台限制外迁车辆入市的政策。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统计，全国九成以上的地级城市目前对迁入机动车均设置了排放门槛；要求国四以上排放标准的城市为250个。
“限迁”扎紧了二手车全国性的大流通。外迁限制导致北京二手车的销路越来越窄，赵龙感觉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现在一个月能卖出10辆就算不错。卖一辆车也就挣两三千元，利润很少，特别是国三标准以下的车，卖不上价，又不好销。
“不要再买国三标准以下的车了，将来很难出手，验车也是大问题。”赵龙一遍遍劝说贪图便宜的客户。
在过去的不到两个月里，成品油消费税经历了三次上调，成品油的税负比例已经上升到45％。每一位车主都在直接为雾霾埋单。
同时，北京自2011年起对机动车实行限购政策，以勒住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势头。2014年，北京将小汽车的控制指标由24万辆，进一步缩减为15万辆，9万名买车族失去了购车机会。
对于淘汰老旧车与新车限购组合拳，北京市环保局局长陈添评价称，跟汽车增量比较相互抵消，“也就打个平手而已”，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不会那么快。
控住煤
位于北京朝阳区花家地街22号的东郊供热厂内，浓浓的白烟从高耸的烟囱内涌出。在周边居民的眼中，白烟虽然有碍观瞻，但与两年前燃煤锅炉冒黑烟的状况相比尚可接受。
燃煤，在北京PM2.5排放榜位列第二，贡献占比22.4％。在各大城市，燃煤都是一个主要的空气污染源。
早在2007年，清华大学组织的大气污染控制战略研究就提出，控制PM2.5和控制煤炭过快增长的问题，并建议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控制煤炭消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参与了此项研究。他表示，相关建议当时只有广东省听进去了，现在广东的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比不到50％，空气质量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好得多。
2012年8月，东郊供热厂拆除使用18年之久的燃煤锅炉房，实现“煤改气”。到2017年，北京要将燃煤总量从2012年的2300万吨，降至1000万吨。这意味着，五年时间，北京的燃煤总量削减近六成。这一力度在全国是最大的。
减煤腾退出来的能源缺口，由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补上。不过，天然气的价格远远高于煤，东郊供热厂被成本压得透不过气，副厂长李春华告诉《财经》记者，上马新锅炉后，燃料成本陡然上升4倍，“居民与集团分担了部分成本压力，再加上后来技术提升勉强算挺过来”。
为了配合供暖锅炉煤改气行动，北京从2013年供暖季开始对烧天然气的独立供暖区域调整供暖价格，其中居民从每平方米19元提到30元，公共建筑从每平方米30元提到46元。
东郊供热厂属于区域自营供热厂，于2009年加入北京热力集团。作为大型国企下属的基层工厂，东郊热力厂没有定价权力，只是完成集团对于减排的指令与供暖的任务。
北京市近三分之一的供热由北京热力集团提供。冬季热源来自于该集团发电厂热电联产余热，余热不足或者天气持续低温时，则启用尖峰燃气供热厂，后者采用燃烧天然气供热。北京热力集团承受的巨大减排压力，主要来自于接收的11个区域自营供热厂，供热量占集团总量的10％。
这些厂本来为大型公司、机关等自主运行的供热厂，通过各种形式被“收编”到北京热力集团。这些供热厂的锅炉都是烧煤的，在减排背景下需实现“煤改气”，由北京热力集团为其投资改装新型锅炉，一台大型锅炉要100多万元。
2015年，北京的最新目标是实现核心区无煤化、城六区基本无燃煤锅炉。“煤改气”需要将原来的供暖锅炉全部换掉，上马新锅炉。
并不是所有的独立供暖区域都心甘情愿、且有经济能力更换锅炉，但居民是可以直接目睹热力厂是否在排放废气。作为国企的北京热力集团因此不得不十分“卖力”，对所属热力厂排放要求严于北京市环保局，李春华说：“集团不断施加减排压力，要求能减多少就减多少。”东郊供热厂自身没有能力更换10台锅炉，超过千万元的改造费都由北京热力集团支付。
改造带来的减排效益是明显的，东郊供热厂基本不再排放二氧化硫和粉尘，氮氧化物每年排放6.8吨，是燃煤时代的零头。为了让锅炉更智能，能够自我调节，减少人力控制反应慢带来的负面效果，东郊供热厂正在探讨锅炉智能联动系统的升级方案。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认为，未来改造应将精力集中到中小锅炉与郊区燃煤，“热力集团集中管理的区域问题不大，主要问题在于为其余5亿平方米供热的中小锅炉”。
北京五环内的中小锅炉整改滞后。清华大学的锅炉至2014年才实现改造烧天然气，之前都是烧煤。改气之后，大部分中小锅炉都没有脱硝技术，再加上管理人员不专业，产生的氮氧化物量还是很大。一位热力系统内人士透露，北京很多区域热厂的锅炉房一般由七八个人员看管，一半以上雇佣民工，专业程度远远达不到技术要求。
2017年，北京将全面关停燃煤电厂，代之以燃气热电中心。仅此一项，预期削减燃煤920万吨。
受限于天然气产量和价格，北京去煤、改气的作法其他地区无法全盘复制。其他城市虽纷纷提出“气化”目标，却难以获得如北京一样充分保障的气源。比如唐山，在一部分锅炉“煤改气”后，全市冬季用气高峰期，面临5万－10万立方米/日的天然气缺口，只得“限工业、保民用”。
管不住的日常生活
在控制了移动的机动车源，以及发电厂、化工厂、制造厂等固定排放源后，为完成减排，北京只好用心思于细微之处。
中国有世界上最复杂的排放源。生活中的排放看似微不足道，但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数量巨大且难以定量统计。
餐饮、汽修、烧烤、畜禽养殖等，贡献了北京PM2.5的14％。
北京APEC会议期间，市政府外事办主任赵会民说，“城市大了之后，中国人习惯的烹饪，对PM2.5的贡献也不小，希望市民配合做好清洁空气的工作。”这番表述，如同水溅油锅一般，在公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其实不无道理。
根据美国洛杉矶的排放清单，该市3.1万家餐馆每天烹饪肉类约排放11.6吨颗粒物，其中大部分物质都是PM2.5。近期国内的研究也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果，比如露天烧烤、糖炒栗子乃至烹饪，都对PM2.5有贡献。
烹饪过程中会排放各种化学物质，主要有碳颗粒物、水溶性无机离子以及各类元素，有机碳是最主要的成分。
在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项研究中，选定北京四家餐馆做样本，为使样本具有代表性，餐馆的主营菜品分别为川菜、杭州菜、家常菜和烧烤。结果显示，餐馆营业期间排放的PM2.5平均浓度大约是当日环境大气PM2.5浓度的8倍－35倍。
使用油烟净化装置，可以利用静电吸附油烟中的PM2.5，使油气分离，最后排出无害气体。要求北京餐馆安置这套设备的相关规定存在多年，但直到空气保卫战打响后，才开始较为严格地执行。
北京市卫生局数据显示，全市共有7万余家餐饮单位。2014年，北京市环保局查处了一批未正常使用净化装置的餐饮企业，其中不乏全聚德、真功夫、华天园这样知名的餐厅。
油烟净化设备经销商何小军的生意因此增长飞速，生产线都忙不过来了。油烟净化设备本身，不过几千元到数万元。麻烦在于，使用一段时间后，净化效果直线下降。要保持达标的净化效果，需两三个月清理一次。这意味着，餐饮业的减排需假以时日，才能形成一种常态。
至于居民家中的油烟机，几乎都是直排的。北京市环保局曾表示，针对家用油烟机是否安装净化装置也在研究中，不过，这还需要更审慎的考虑。
秸秆焚烧是一个来自农村生活的PM2.5排放源。很多地方出台“禁烧令”，但禁而不止，每年夏收、秋收后的集中焚烧，最严重时对PM2.5的贡献率可达30％以上。2014年10月，京津冀地区连续出现的几轮雾霾，秸秆焚烧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秸秆可回收利用，如粉碎还田、压块做燃料、生物质发电、沤肥、打捆做饲料等。但处理秸秆要耗费人力，不处理的话，又没法播种下一茬庄稼，一些农民“顶风烧秆”，图的就是方便、快捷，一把火了事。2014年11月1日至20日，环保部动用卫星遥感监测和各地现场巡查，在19省区市，共监测到秸秆焚烧火点541个，比2013年同期增加314个。“想杜绝秸秆焚烧，还要给秸秆找出路，关键是让农民从回收利用中得到实惠，而且，过程不能太麻烦。”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说。
通过精细化研究，一些新的雾霾帮凶也被陆续发现，但有些污染源还暂时缺乏合适的对策。
减排作假
经过以上种种强硬措施，严防死守之下，2014年，北京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两项大气减排指标，比2013年年均下降7％以上，成为污染减排幅度最大的一年。
为什么北京这两种主要污染物指数下降颇多，居民似乎从感官上没有享受到更多的蓝天呢？一直以来，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减排的总量控制指标，并没有与空气质量改善指标挂钩，更重要的是，由于空气质量改善因素非常复杂，科学家也没搞清楚这两种污染物的实际减排量能将PM2.5浓度降低多少。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定量关系尚未建立。
PM2.5重污染日的高浓度水平，对年均值的影响非常大。比如2014年，属于重度污染的天气减少了13天，但其中严重污染的六级天气增加了两天，PM2.5的日均值就高位徘徊于300微克－500微克/立方米。数个重度污染日，对年均浓度的贡献值基本上就是1微克/立方米，导致了1％的差距。可以理解为，气象条件不够好，未能帮上忙。
北京是“大气十条”唯一给出PM2.5限值的地区。目标是，到2017年，将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
2014年的数值是85.9微克/立方米，要想完成目标，必须在此后三年时间里下降25.9微克/立方米。
《财经》记者从参与论证“大气十条”的多位专家处得知，尽管论证时各方莫衷一是，但相关控制目标公众关注度高，又为了及早出台，可谓仓促发布。
2014年，北京最终将PM2.5年均浓度降低4％，遗憾的是，未达到年初定下的5％的目标。如果按照2014年的下降速度简单平均，完成2017年的目标还需要七年。
对未来持悲观预判的，还有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他与中国清洁空气联盟联合撰写的报告预警称，即使全面落实现有的减排政策，到2017年，京津冀依然难以完成PM2.5浓度要比2012年下降25％的任务。全国治霾重点区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在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前10个城市中，7个来自京津冀。
在贺克斌的研究中，已经将气象条件的变数考虑进去。北京市环科院、天津市环科院的独立研究也有相似警示：北京2017年的目标完成比较悬。
中国过往的环保战绩并不出彩。从“六五”开始，环境保护发展规划一直被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之中。至今，只有“十一五”的环境规划指标得以完成。这也让人有理由怀疑，“大气十条”的目标能否达成。
此前不理想的成绩主要根源，在于政府没有像对待经济发展规划那样，认真执行环境规划指标，经济计划年年超额完成，环境保护计划却屡屡失利，环保问题此起彼伏，以致到2012年，长时段、大范围的雾霾危机弥散开来。
不过，在发布“大气十条”时，中国的治污思路已变，即在总量控制的原有基础上辅以环境质量为目标。这意味着，环境质量以环保部监测站监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标为准，74个实施空气质量监测的城市，数据实时传输，每天都会公布，没有事后修改的机会。
大气污染排放与经济形势紧密相关。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表示，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届时通过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可以加快空气质量的改善速度。这也算是经济下行利好的一面。
理想方式还是通过主动的产业升级等措施完成。各地都是优先治理大型的、集中的排放源，既便于管理，又容易见效。要完成治理目标，贺克斌团队建议，天津、河北在已出台的地方行动方案基础上，进一步削减氮氧化物、氨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
近十年来，官方公布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逐年递减，却未能挽救环境，有两种可能：一是所选择的主要污染物指标不合理，未能全面覆盖影响环境的关键污染物，以致一个污染指标下来，另一个未关注的污染指标上去，此消彼长，最终没控制住环境质量；二是减排数据掺杂水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根本没有官方数据减少得那么多。
第一种可能很容易排除，因为欧美国家也是控制主要污染物总量的路数。根据美国环保局网站的数据，1970年至2012年，六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减少了72％，空气污染治理就取得明显成效。那么，只剩下第二种可能——减排数据虚假。
近期发生的两起案例，为这一现象做了最佳注脚。2014年6月12日，环保部开出合计4.1亿元的史上最大环保罚单，向脱硫设施存在突出问题的19家企业，罚脱硫电价款或追缴排污费，国内的五大电力集团华能、国电、华电、大唐和中电投均有下属公司卷入。国家对采用脱硫装置的燃煤发电企业给予电价补贴，这些企业拿了钱不干活，在发电过程中未运行脱硫设备。
仅仅一个月后，一张5.19亿元的罚单刷新纪录，是国家发改委开给10家燃煤电企的，原因仍是脱硫设施未正常运行。
2015年，北京的减排目标仍然是PM2.5年均浓度下降5％左右。至少从减排目标的设定上，北京是将完成“大气十条”的希望主要寄托于最后两年——PM2.5的年均值要有16％以上的下降。然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说，环保界的共识是，“前期的减排措施会改善得比较快，到后期招都出尽了，减排会越来越难。”
经过“壮士断腕”的2014年大气治理后，产业结构调整、能源转型等的后遗症也逐渐浮现，预期构想能否化为现实，2015年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