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周以来，因法国《查理周刊》讽刺漫画引发的系列恐怖袭击，令反恐、族群和谐、宗教宽容、言论自由和全球化代价等议题再趋升温。

恐怖主义袭击不是新鲜话题，当年克林顿、阿拉法特等政治领袖也曾携手在伦敦街头游行，抗议恐怖分子利用人肉炸弹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无区分袭击。因涉及宗教的争议性话题引发的纷争也不自今日始，当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就曾因一部《撒旦诗篇》向英国知名作家拉什迪发出过追杀令。

但在以巴冲突大背景下的恐怖袭击，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当年针对拉什迪的追杀令更多是一种姿态。比较令人忧心的是新一代恐怖分子以捍卫宗教信仰为由，向日常生活领域发起的进攻。比恐怖袭击更可怕的是日常秩序的坍塌。这种不以政治诉求为主的袭击表明，新一代恐怖分子日常身份的自我窄化，即更多以宗教共同体而非社会共同体的一员来定义自己的身份。

这种身份窄化是觅求主流社会多元身份努力挫败的表现。而令人感慨的是，欧洲民众曾长期以欧洲族群的多样性和宗教版图的丰富性，以及主流社会对族群和谐和宗教宽容的倡导为荣。以法国为例，伊斯兰教是该国第二大教，而法国主流民众也长期以选票压制极右翼种族排外主义者勒庞的政党。

这一事件及其后续效应，或许令已渐呈紧绷之势的族群关系雪上加霜。欧洲族群关系逆转将不仅仅是欧洲内部的挫败，也是某种意义上全球化进程的挫败。曾几何时人们一直深信全球化可以消除彼此隔阂，促进族群交流与融合，全球化也可以通过实现人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有机结合，来逐步消除地区间的贫富差距。

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确实部分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一个渐趋老龄化的欧洲因为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而充满经济和文化的活力，而来自海外族群的反哺也有效地促进了移民者母国的经济发展，文化的双向交流也因此展开。

然而随着欧洲经济增长失速，欧洲族群关系渐趋紧张，社会流动性相对固化，新一代宗教激进分子退回到原教旨主义者和“圣战”分子的身份窄化过程，反映了因欧洲经济不景导致的族群间融合进程的相对停滞，和新生代移民融入主流社会难度的加大。在前些年分别发生在巴黎和伦敦的骚乱中，这一点都有所体现。宗教激进分子表现出的不宽容和原教旨主义气息，反过来又激发欧洲主流社会中相对敏感和好斗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反击，其中的一些姿态和手法也不乏可商榷之处。当多元和宽容是偏执的最紧迫药方时，人们选择通过突出对方最狭隘脆弱的那一面来强化其身份窄化的过程。

今年1月7日在巴黎发生的悲剧事件，不仅折射了全球化的停滞及其后果，更凸显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失灵。当前令人感到不安的一个突出趋势是，那些无法融入欧美主流社会的新生代移民，选择主动撤出并转身加入基地组织及“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等新型激进恐怖组织。国际上几个主要大国对ISIS的出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对此前它们主动推动的地缘政治变化的后果预判不足，导致相关地区政治板块的紊乱，这些政治板块的陷落部分，正好为新型极端组织的崛起提供了地缘空间。

ISIS的出现，及其从欧美主流社会招募人员并构建全球资源网络，充分展示了全球化的阴暗面。它的崛起预示着“全球型亚社会”的出现。这是人类文明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全球主流社会共同应对，毕竟我们都是人类文明这条大船上的乘客。全球化注定让相隔遥远的人们成为彼此的邻居，全球化的阶段性挫败，又会让这些刚适应彼此存在的邻居，成为彼此大门口的陌生人甚至野蛮人。避免局面持续恶化的不二法门，是以耐心和包容共渡难关，并继续推进多赢的良性的全球化，舍此别无他途，退回到原教旨主义和族群隔阂及经济自闭，显然都不是出路。

对中国而言，此一领域的全球治理合作不仅涉及国内的族群融合与共荣，还事关我们正在深刻卷入其中的全球化进程。中国很多城市都提出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化大都市不仅仅是国际资本的大都市，还是国际人群的大都市，将来必然面临越来越多的族群与宗教议题，须早为之计。

与此同时，中国正着力推进横跨亚欧的“一带一路”战略，其所经过地区多以伊斯兰文化为底色。如何做到理解包容、和谐共处、共富共荣，亦颇具挑战性。因此对中国来说，刚刚发生在巴黎的看似遥远的冲突，其实有着格外深刻的现实意义，其内在矛盾的化解之道，尤其值得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