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需要在各行各业之间展开对话，吸取经验教训，避免曾经出现的一些错误，让世界有着更好、更可持续的增长。
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多样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源于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累积过多。
在美国，雷曼兄弟倒台是金融危机的触发点，但欧洲的主要问题是债务累积至一种全新的水平。这使得危机不再仅仅是金融危机，而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欧洲，在危机出现之前就已经有问题出现，后来这些危机又进一步加剧，由于欧盟各个成员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回应是更加复杂的。
在欧盟我们拥有共同的货币——欧元，但在那个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完善的经济共同体或者财政共同体，欧元区的体系和经济组织到现在仍然是不完整的、不健全的，因此，我们需要在危机过程中创建一种机制。当然在处于风暴中央时建造一艘船，并让它承担诺亚方舟的角色，帮助我们成功渡过风暴，这是非常艰难的。
虽然这场危机被称之为欧元区危机，但它并不是由欧元造成的，不始于欧元区，也并不是专门针对欧元区的。欧元是一个非常稳健的货币，是世界上两大强劲货币之一。但是，正是由于在欧元区缺乏一种机制安排，危机在欧元区与欧盟造成了巨大的问题，而且其影响还远远超过欧盟的边界。
全球化时期的第一场危机
这样一场危机，却不是我们能够预测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预警这样一场危机的到来，反而是在危机出现前，一些政策建议实际上助长了造成危机的一些行为，例如过度消费，建立了不透明的、缺乏效率的金融机制却对其缺乏监管。因此当危机爆发时，整个世界都感到震惊。
危机的另一特点，是其强度之烈、范围之广。危机首先始于美国，后来影响到了整个欧洲——不仅是脆弱的国家，较大的欧盟国家也未能幸免，后来危机又波及到了亚洲。这样的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充分显示出国家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
希腊的经济规模仅占欧盟GDP的1％，但发生的危机却足以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危机所处的背景不仅仅是欧盟一体化，还有全球一体化，这场危机可被称之为全球化时期的第一场危机。
对整个世界来说，危机带来的后果是非常惨重的，在一些国家造成了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影响到了人们的信念，影响到人们对政治界的信心，人们怀疑各国政府和欧盟机构是否有能力应对问题。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也能够解释后来在欧洲出现的一些新兴力量，并且还在不断崛起。
当民众面临如此规模的危机时，既担心政府当下对危机没有持续一致的反应，也恐慌全球化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从这个层面来说，这场危机与过去的任何一场危机都是不一样的。
面对这样的危机，欧盟在过去五年间，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回应。首先是在金融部门，欧盟创建了新机制，利用数十亿欧元为在金融市场上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纾困；欧洲央行也推出了诸多救市措施。我们的考虑是要对危机有一个全方位的、统一的回应，让那些处于严重困境中的国家能够重获人们的信心。
另一方面的努力是加强欧盟，更主要的是欧元区的治理。我们推出40多项新立法，创建了一个新的监管体系。欧盟还建立了银行联盟，这种实践是没有任何先例可参考和借鉴的，但欧盟在货币和金融方面的一体化需要这样一个机制。以金融监管体系加之银行联盟为基础，我们得以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治理体系。与危机之前相比，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的权力被扩充了，因为市场需要这样一个机制来保护欧元，保护欧元区。
在危机最严峻的时候，在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以及在双边场合，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对我们的质疑并不是希腊的赤字水平，而是欧盟推动欧元的政治意志力。对此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当时很多人都预测希腊将会退出欧元区，欧元将会崩溃。他们的预测都是错误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欧洲国家承担危机的韧性之强，以及复苏能力之强。
在欧盟一体化的过程中，这几年是我们所经历的最大压力测试。但即便这样，2004年我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欧盟只有15个成员国，但如今已扩大到28个国家。在危机期间，欧盟还能实现更多国家的一体化，这是一个奇迹。我们也没有让任何一个国家退出欧元区，正相反，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欧元区。2015年，欧元区又迎接了一个新成员国——立陶宛。
虽然经历了重重波折，但事实证明我们可以有效地应对欧元危机。应对危机的过程并非一目了然，许多人由于难以理解欧盟的文化和治理模式，很难看清局势。现在证明，那些悲观的情绪都是错误的，犯错误的不仅是政治人士，很多经济学家也是。在我看来，他们之所以犯错，是他们低估了欧洲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
他们还低估了全球合作应对可以带来的能量。
2008年，当时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向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倡议应建立全球机制应对金融危机。起初布什总统并不情愿，他希望着重处理雷曼兄弟垮台后的美国国内问题，但在我们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为了避免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保护主义抬头，我们决定创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虽然从2013年起，因为叙利亚局势不断恶化，政治议题在某种程度上抢了经济议题的风头，但G20仍不啻为应对全球问题的一个良好平台。
欧盟潜在政治性风险
现在无论是欧盟内部还是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平，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平衡。
引用我最喜欢的哲人之一蒙田所说，“我无法描述存在的东西，我只能描述那些在运动的东西”。当马跑得很快时，骑马者再想控制就会很困难，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平衡，这样才不会从马背上掉下来。
在欧盟经历了危机的国家，如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现在都已经在预算和财政方面实现了新的平衡。欧洲还需要应对各个区域的不平衡，经济危机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欧洲不同区域的人们对欧洲的感知产生了巨大差异，南部、北部、中部欧洲之间的裂痕正在加深。
需要引起注意的还有贫富不均问题，不仅仅在欧洲，在新兴经济体中，正在扩大的贫富差距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就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此外还有不同行业的再平衡，欧洲希望能够避免过度依赖金融服务行业，重新关注工业。
经济危机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是可持续性，由债务所驱动的GDP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欧洲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但已经形成了共识：欧洲国家需要开启结构性改革。
欧洲有着非常慷慨的社会福利，提供免费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我们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大部分欧盟国家都希望这个体系能有所改变，较之拥有较高的社会保护，欧洲国家希望能拥有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欧盟人口占全球的7％，经济产值占20％，但是社会福利的支出却占了全球的一半。如此慷慨的社会福利体系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各国已经开始改革。
在危机期间深陷市场漩涡的国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冰岛等国——已经做出的改革令人印象深刻。大部分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立法更加灵活，税收体系和养老体系也在进行改革。虽然，这些国家仍被指责做的还不够，但它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对于欧洲，并不能期望短时期内有大幅动作，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单一的一个国家，而欧盟是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改革的过程必然是渐进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错，吸取教训再往前推进。当然各级政府必须要明确，改革是唯一的道路。
危机还告诉我们，必须要合作，必须要开放，必须要实现共赢，不能回到保护主义。所以，在多哈回合谈判进行多年仍未能完成之后，欧洲签订了各种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已经与韩国、加拿大，中美洲都签有协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与中国的投资协定谈判也已经启动。
在可预见的未来，欧盟所面临的风险更多是政治性的。欧洲的经济仍然会保持增长，虽然增长速率不及新兴国家，但成熟国家并不需要过高的增长率。欧盟最有可能面临的情况是，经济形势转好，但政治形势愈加恶化，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形势复苏传导至劳动力市场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在这段时间里，一些国家中的欧盟怀疑论、民族主义情绪都可能会继续高涨。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个政治问题。
失业率过高不只是欧盟自身的问题，全球不少地方都因此出现了反对全球化的风险，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涌现。这需要全世界所有的文明社会共同迎接这些挑战，以一种更公平的方式来实现全球化，不公平会导致反对全球化、市场经济和金融部门的情绪抬头，这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作者为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12月“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所作主旨演讲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