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的一年，当下是反思我们将走向何方的好时机。在2014年初，全年主要的大事件，像乌克兰危机、ISIL恐怖组织、油价暴跌以及香港占中事件都没有出现在大多数人的雷达屏幕中。随着新年到来，人们意识到，我们正步入经济增长趋缓、更高波动性的周期，同时由于大宗商品和油价跌至199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水平，通胀压力也较小。

全球公民组织刚刚发布了一本书《走向更好的全球经济》，详述它的研究项目，包括一些顶级的智者思考如何在全球化中取得更好的增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增长》的调查中，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发展经济学家普林斯顿教授丹尼·洛迪克认为，过去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即东方的亚洲引领的经济增长阶段可能已结束，它使得亚洲国家逐步追赶上发达国家，并使得数十亿的人口脱离贫困。

这个观点同样也被拉里·萨默斯和兰特.普里切特所认同，在他们的论文《亚洲欣快症（Asiaphoria）满足均值回归》（国家经济研究局论文，2014年10月）中认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急剧增长，会导致急剧回归到更慢的增长均值上。

洛迪克对新兴市场在全球环境中与增长逆势抗争的建议是，专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框架，致力于经济转型和多元化（既有市场主导也有政府参与），社会政策用于解决不平等和排外性；持续投资于人力资本和技能；持续强化监管、法律和政府制度”。换句话说，在增长战略和社会政策之间应有更强互补性。

洛迪克和他的同事认为，一个更加多元化和异质性的世界将更加稳定和可持续，与之相对的是在贸易和金融上“协调一致”的世界——在华盛顿共识下推动全球化的传统模式。

因为在全球公共品（例如干净空气、水，减少自然资源消耗）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缺口，政府需要考虑公民和社会团体的反馈，最终必不可免推动“去全球化”以及观点和行为的多样化。

人们可以计算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花费，但没有人阐述全球和平红利的下降。

再也没有单个国家可以负担起维持全球和平与遏制动乱。这必然意味着，局部的冲突和动乱将更加频繁。这种局部战争将不可避免地改写殖民时期确定的人造边界。不断增加的全球和地方的冲突将最终改变增长的游戏。

即使未来真的不会像过去那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对资源的竞争包括人力资本，实质上将是全球化的。全球化的网络效应意味着，少数（枢纽或赢家）可以从全球贸易中受益。但与此同时，这种赢家通吃的效应也会伤害到无法同等竞争的弱势群体。

未来将以迥然不同的模式创造新的财富和收入。阿里巴巴创造了超过2500亿美元的市值，使创始人马云的财富甚至超过原首富李嘉诚，其财富来自房地产、贸易和能源领域。显然，未来财富和收入将更多地来自于创造和革新的前沿。然而，并没有很多人或公司会享受这种新财富的创造过程，因为我们已经亲眼所见诺基亚和柯达的事例，财富在破坏性的技术面前不会持续太久。

新的基于知识的经济意味着，不平等将恶化，因为少数有着专业知识的人将受益，但没有技能的大多数人将面临未来工作和收入的巨大不确定性。

香港的占中行动是很多年轻人遭受挫折的一种表现，他们看到自己的工作和财富创造的机会要少于他们的父辈。如果将占中看作对现状不满的抗议，这是因为现状是不可持续的。

托马斯·皮克迪认为，由于资本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资本主义制造不平等，他的论断是正确的。但是缺少解决方案，如何才能纠正不平等的问题。

如果政府过去没能学会熟练地处理不平等问题，或许是时候让家庭和社区站出来为他们的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这代财富由很多父母所创造，他们把孩子的教育委托给国家和保姆。家庭和社区价值在自由市场思想和不断增加的福利主义的潮流下缺失了。

如果未来国家增长来自于富有活力的城市，那么城市增长必须依靠富有生机的家庭和社区。在抗议之后，康复和治愈的过程必须要有更多与年轻人的对话。抗议是更深层次问题的表象症状，年轻人无法解决问题是因为他们并未掌权。但是他们将承担我们今天行为和决策的后果。

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前院长，正在创作从亚洲视角看全球变化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