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2014年国民经济的运行数据将陆续公布，2014年四季度工业增速较三季度约降0.6个百分点，这将导致GDP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经济分析师预测，2014年GDP增长速度大约7.4％。
国家统计局1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增长2％,涨幅较2013年回落0.6个百分点，不仅远低于年度3.5％的通胀水平，也创下自2010年以来的物价涨幅新低。价格指数低位徘徊亦印证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然而，增速滑落之际，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却逐步显现，这被学者称为经济动能的“新嫩芽”。这些嫩芽给苍凉的经济带来了点点新绿：经济增速虽下滑，就业吸纳能力却增强；服务业增加值增速首超工业，四季度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50％，经济结构更趋平衡；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增速换挡，投资增速高位放缓，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马力”加大；居民收入名义增速高于财政收入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前三季度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6％，经济发展方式正从粗放向集约转变；经济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正转向创新驱动。
这些“嫩芽”预示着，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相比，中国经济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标志的“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更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切换。蓄势已久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中，一些新的亮点逐渐显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此前在“《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讲演时表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持续改善，经济内生的新动力开始发芽。
在痛苦而艰难的换挡阶段，也孕生着影子银行急剧扩张、地方政府债务累积、过度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等诸多风险，如今这些风险在政策引导下逐步出清。在《财经》2015年会上，刘世锦、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等专家认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守住风险的底线方可为改革争取到时间。
新常态下新思维
近期各部委年终工作会陆续召开，会上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新常态”。所谓“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在“新常态”下，增长质量导向将会成为新发展观的一个支点。
刘世锦认为，过去官员以GDP论英雄，以速度挂帅，其实速度掩盖了很多问题。现在速度降下来，很多问题暴露出来。
因此，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需要发生逆转——以质量指标来倒推速度指标。如果实现六个质量指标：就业可实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那么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好速度。
今后宏观调控的意义在于，把握好速度和质量相适应的粘合度。
刘世锦表示，最近两三年，经济处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探底”过程，如果三个指标——基础设施、出口和房地产纷纷“落地”，经济的“新常态”就算夯实了。尹中卿亦补充说：现在只是迈向“新常态”的过渡期，从经济增速放缓到触底，最后形成一个稳定的速度。因此更应该关注放缓过程，怎么能够让它平稳触底，既不要随便鼓泡沫，更不是轻易戳泡沫，而是千方百计挤泡沫。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赞同刘世锦的判断。他表示，以速度下滑为主要外在特征的新常态是合乎规律的。基于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创新能力不足，环境约束增强等因素，经济速度下滑将带动其他宏观指标进入一个新状态。
过去34年，投资增长率平均24.6％，2012年降到了20％，2013年18％，2014年降到16％，预计到“十三五”的时候，平均在10％。投资增速下滑，连带经济增速下滑。“这几年经济发展方式有问题，投资过度依赖就是症结之一，现在不依赖投资了，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势必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是一个‘去投资依赖’的过程。所以，宏观思维上，不能叶公好龙，以前老是说投资过重不好，现在又想搞回去，这恐怕不行。”李扬表示。
近些年，中国经济结构千扭曲万扭曲，其中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产能过剩。只有投资增长速度下来，解决产能过剩才有可能。“投资增长速度下降，是解决产能过剩的一个必要产物。”李扬说，同时，在速度不是绷得很紧的情况下，才可能从容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总结说：“进入新常态，要有新的思维方式，更多考虑经济增长的内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王一鸣更强调供给侧的激活。他认为，应从供给侧入手，重塑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供给侧最核心的是怎么样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只有效率提高了，增速放缓以后，我们的企业利润才不会有大的回落。所以，需要围绕经济的效率做更多文章。
这就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要素能够自由而充分流动，要素通过自由市场实现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这就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通过系列改革打破要素流动的障碍，给市场主体更大的开放空间。
“以往增长速度很高，盈利空间很大，要素成本也很低，各方没有改革压力。恰恰到了今天，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增长动力也在重塑。经过这一轮‘阵痛’后，经过三年到五年的坚持，中国经济的质量一定会有根本的改变。”王一鸣表示。
唯有改革才能提升经济效率。刘世锦表示，有一部分改革能够带来增长的增量，而更重要的是改善投资的效率。有一些改革，可能短期之内对增长有一些冲击，比如这两年的反腐败，可能减少了一些需求，但那种需求很大程度上是浪费，把这部分钱转化为老百姓的需求，才能带动更高效率的增长。
当下判断这个时期的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改革最终是要提高效率和促进创新的，这是判断改革改得对不对，是不是有效果的最重要指标。当然在目前的转型期间，最好是能够找到一些既能带来需求增量，同时又能提高效率的改革。
创新驱动增长
2014年前11个月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增长率在10％左右，比2013年略有改善；居民收入名义增速高于财政收入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2％，“跑赢”了GDP。
经过这两年政策的密集推动，在增长速度回落的同时，结构转型已初见效果。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在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增速出现换挡，投资增速高位放缓，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增强。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比投资贡献率高７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再平衡态势更加清晰。
“也许增速有下行压力，不太乐观；但从经济增长质量角度看，心情会稍微轻松一点。”刘世锦表示，企业的效益有所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变化正悄然呈现。
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如何切换新的动力机制，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保障新常态的关键问题。
他提醒，现在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四大阵痛：制造业要去产能化、金融要去杠杆化、房地产要去泡沫化、环境要去污染化，解决这四种阵痛，转向新常态，非常重要的是实现创新驱动。
“创新又跟创业连在一起，它是一对孪生兄弟。”所以，辜胜阻一年来到十多个省市进行调研，感到新一轮的创业浪潮正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引擎。他说，简政放权的改革，已经在引领新一轮创业浪潮，2014年新注册的民营企业增长了60％，2013年是30％，是井喷式的增长。同时，新一轮的互联网技术也在引领新一轮创业浪潮。创业者越来越年轻。除此之外，像中关村、张江、东湖，这样一些高科技的科技园区，正在实现一种聚合的创新浪潮。
他认为，现在是中国的第四次创业浪潮。不仅有精英创业，更多的是草根创业。因此，非常关键的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政府不仅要为创新提供政策支持和体制保障，还要在前沿技术、共性技术等领域，发挥创新的引导乃至主导作用。过去政府是管了大量管不了的事情，现在是撒手不管。过去是边吃、边拿、边干，现在是不吃、不拿、不干，这种不作为，对企业的创业不利。第二，金融必须创新。现在创业型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和融资贵，小微企业从银行得到贷款的成本在30％以上，很多小微企业得不到贷款，“应急式”的贷款高达40％以上。要进行金融创新，首先要大力发展草根金融，大力发展科技金融，鼓励更多的VC、PE，特别是天使投资参与创业、创新。
马蔚华亦表示，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创新成果70％来自成长型企业，他们的发明是大企业的2倍，效益比大企业高15％到20％，中国的中小企业中，66％的专利发明，74％的技术创新，82％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它们完成的。但是，它们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的问题，融资的问题。很多创新型企业夭折在摇篮之中。现在每年有3万多项科技成果和5000多项专利，能够转移成工业成果的不到25％。
“现有的银行体制、制度、法律，还不能够支持创新企业的成长。比如，它们没有有形的资产，缺少银行抵押担保的信贷条件。而银行必须要对监管当局，对董事会承担风险管控的责任，所以，银行确实也心里很矛盾。” 马蔚华说。
直接融资市场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一直没有完善起来。中小板、创业板，对成长型企业要求很刻薄，创业板要求年年盈利是一个高门槛。特别是债券等其他市场，对中小企业融资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大多数中小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成功，这还是很遥远的梦。
多位专家表示，“新常态”下的新动力，来自于万众创业、万众创新，这种创新驱动，首先需要从法律上明确可以转让的注册商品专用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和应收账款的价值评估和确权，这样不仅仅有利于银行对这些无形资产进行质押和抵押，能够应对监管检查，也有利于银行释放风险，还可以扩大银行对这些不良资产的处置权。
在金融监管体系内，马蔚华建议，对银行支持创新企业产生的不良资产，应该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这样才能使各方面集中力量，使创新创业成为新常态下的一种新动力。
守住风险底线
对于许多金融市场分析人士而言，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各类经济风险或在今年迎来爆发期,其中包括企业产能过剩不断积压、政府债务不断增长,金融领域的风险系数上升、国有企业债务重重等风险。
一些地方的主要税收来自房地产，通过不断卖地支付银行利息，但如果地价不涨或者无地可卖，这种收入来源就要干涸，而地方政府又很难再找到像房地产这样比较持续的财政收入。而国企债务的危机同样来自房地产，许多国有企业把资本投向房地产，一旦房价停止上涨对国有企业债务造成压力，它们会和地方政府一样面临违约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讲，多位经济学者对《财经》记者表示，今后一两年防控风险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即使其他指标难看一点，如果不出大的危机，不出大的风险，守住了底线，就是很大的成功。”刘世锦表示。
李扬同时提醒，2015年主要的风险点在于：首先，是投资领域的风险点。对于微观企业来说，投资的生产率下降，已经不能靠放松条件让投资有收益，必须让投资真正找到有效益的路径。“现在基本上有商业可持续性的投资没有了，经济类经济设施也基本上就位了，现在留下的是社会类基础设施，而社会类基础设施的投资很难可持续。于是，就要有智慧来解决如何让社会类的基础设施投资有现金流，这样才会吸引大量的资本进入。”
这涉及一系列的改革，准入、定价、税费，甚至包括统计等方面的问题。
其次，城镇化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早期城镇化是投资引领，是开发区造成。现在已经开始注意到人的城镇化。当我们把眼光转到人的问题时，随着土地制度重新调整，原来城里人在各种意义上都比农村人优越，现在农村人可能在很多方面比城里人优越，所以，不愿意被市民化。相反在很多地方，城里人想变成农村人，就想要农民那块地。这种情况出现以后，下一步城镇化往哪个方向去，需要讨论清楚。
与此相关的房地产市场真正到了调整的时候。如果把罩在房地产市场的迷雾吹开后，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房地产市场调整引发的金融调整需要有应对之策。
尹中卿尤其担心地方债风险。他表示， 2013年6月底，地方债务是17.89万亿元，债务在经济增速上行的条件下，可以不断得到化解，或者暂时隐蔽起来。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地方债的风险就逐步显露出来。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去产能化，压缩过剩产能，最终都会影响到地方债务。而地方债务的风险与金融风险交织在一起，所以，“如何确保在增速放缓中，债务风险能够得到缓解，不至于破裂，不至于引发经济的硬着陆，应该是当务之急。”尹中卿表示。
多位专家预测，经济下行过程中，有可能爆发区域性的财政风险。巨额地方债的背后，实际上是政府信用担保，地方举债普遍不考虑偿债，地方政府把偿付责任推给中央政府，如果发生链条断裂，最终财政还不起，将导致政府信用链条断裂，就有可能爆发区域性的财政风险，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可能会破产。
由于地方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直接关联度高，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也会给金融机构带来系统性风险。因此，防止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守住系统性风险不引爆的底线是关键。
尹中卿表示，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立法和执法的约束，引导地方债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尹中卿建议，一是要保证地方政府依法举债，实行规模控制，同时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公司合作伙伴等方式参与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和运营。二是要保障和促进地方政府依法管债。将债务收支分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统筹债务的余额控制指标，包括负债率、债务率、偿债预期率等，也增加增量债务的控制指标，像新增债务率、借新还旧率等，保证债务环境的公开透明。三是促进地方政府依法举债，严格限制地方债的用途，提高地方债的使用效率。四是保障和促进地方政府依法还债，建立有偿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从而防范债务风险。
如何托住经济增速下滑的“底”也是从宏观调控入手防范风险的路径。刘世锦表示，现在要对刺激政策有清楚的认识，刺激政策本身是一个中性词，现在有点负面化了。如果增长下滑过快，该刺激的还是要刺激。当然了，刺激的目标是什么？在目前这个转型期，刺激的目的是为了托底，不要让经济增速下滑过快，而不是不顾约束条件单纯为了提高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