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想谈谈人们议论的反腐是不是到了一个节点的问题。在这个大的题目下，谈四点看法。

第一，从什么意义上理解反腐？解决腐败的问题是一种理解，但我更侧重的是把它作为这场改革的启动点的意义上来理解。从反腐败开始启动这场改革，作为一个策略是非常正确的。

这是因为，这次改革和上一轮改革不一样。上一轮改革要面对的是改革之前形成的“旧体制”。这个“旧体制”从最表面层面看，是计划经济体制；从深层来看，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这次改革要面对两个东西，第一还是这样的“旧体制”，这个“旧体制”在上一轮改革当中受到了一定的触动，但是有些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还要面对的一个新东西，就是在上一轮改革最后那段时间形成的新的弊端。概括来说，就是权力和市场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它形成了一种相当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可以更明确地把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叫做一种权贵既得利益集团。这轮改革首当其冲要面对的，是后一个。

现在反腐败，小几千万、几百万，大家都觉得麻木了，甚至一个干部才贪几百万，引来的是一种笑声。权贵集团集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垄断了中国相当一部分资源、相当一部分机会。另外，它也使得社会固化下来，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要的就是维持现状。所以，这是这轮改革首先要面对的。

面对这一格局，把反腐败作为这场改革的启动点，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所以，尽管人们对反腐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议论——尤其是对过去这一段表现出来的运动式的形式，但我个人支持这场反腐败。

第二，反腐败现在确实到了一个节点。这场反腐败有三重含义：一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本身；二是作为这场改革的启动点；三是通过这个来打破权贵对社会资源的垄断。

按照这三重含义来看，改革已经有了启动的可能，对腐败威慑的效果已经开始形成，反腐败的一些制度化措施出台的可能性已经基本具备。原来官员财产公示等制度无法通过，现在其实是有了建立这样制度的现实的可能性。之后再去撼动过去那种利益格局，打破垄断，应当说现在也有了可能。

但是，我们都知道，运动式的反腐败不可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本身。而且，现在应当看到，这个招数已经用老。也就是说，这种反腐败的边际效益在递减。甚至原来预想的通过反腐败来重新凝聚人心的效果，都已经收效甚微。老百姓对打击大大小小的老虎，已经逐步开始麻木，然后反腐败的一些负的作用开始显现。

综合种种的情况来看，它要达到的效果，它引起的问题，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已经是到了一个节点。

第三，在面临这样一个节点的时候，应当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运动式的反腐向制度建设的转变；二是从单纯的反腐向清理权贵恶政转变。

第一个其他学者谈的更多，运动式的反腐为制度反腐创造了条件，一些制度的建设有了可能，今天我不想谈这个。

我要强调的是第二个转变。在反腐败逐步常规化的同时，向系统地清理权贵恶政的转变。上面提到，权贵垄断了相当一部分资源和机会，使得社会固化，不仅如此，这些年它也制造了一系列的恶政。这一恶政最核心的，就是对法制的破坏，对民众权利的打压，对公平正义的损害，对社会秩序的侵蚀。

现在老百姓真正痛恨的不仅仅是腐败，更重要的是这种恶政。所以，在反腐败逐步常规化的同时，要转向对这些权贵恶政的系统清理。

我为什么这一年反复讲这个问题？比如周永康的问题，我非常担心的一点是，把周永康案披露出来后，仅仅是把他作为一个更大的腐败分子，只是让人们看到一个更大的腐败分子，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意义不大。更要看到，作为一个腐败分子，他在执掌权力期间制造了一系列的恶政。应该以他作为一个代表，开始向恶政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这对他来说也不冤枉，因为对于制造恶政，他确实应该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第四，从反腐败开始，能够破除权贵。在破除权贵的基础上，系统清理权贵的恶政。然后依法治国，最后走向民主法治。这样，中国才可能真正走向一个现代国家。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财经》2015：预测与战略” 年会上的讲话整理，未经发言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