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省香槟区。汽车从我居住的兰斯市出来，驶上一条乡村公路，一路向东，往阿戈讷、凡尔登的方向开去。兰斯，这座“一战”的“殉难之城”被留在了身后。战争中，这座城市每天都要遭受密集的炮击。到1918年11月，全城只剩100多间可以住人的房屋。车子在白垩土的平原上疾驰，去找寻曾经的战场。穿过一些村庄，经过几个僻静的农场，沿着一片美丽广阔的麦田往前走，大麦、油菜、苜蓿、向日葵……突然，在它们中间出现了一些十字架，背靠背整齐地排列成长方形。
这是一处“一战”的军人墓地。麦田，十字架：这样的反差令人震惊。在法国，马恩省的军人墓地是最多的。我们走下车，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墓地中的小道养护得很好，穿行其间，读着十字架上士兵们的姓名、死亡日期和所属部队。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心有所触。这些白色的十字架下面，是两万多条生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服役于步兵部队。
枯骨堆
从1915年开始，人们把这些战壕里的步兵们称为“长毛”。他们都是些年轻人，名副其实的年轻人。他们置身于混杂着战火、鲜血与污泥，充斥着瘟疫气味的世界里，在屠戮的最前线。他们大部分人曾经是农民——在所有参军者中占据一半。最终，只有三分之一活了下来。除了十字架，还有刻着来自北非和黑非洲的士兵名字的墓碑。那些地方当时是法国殖民地。殖民地的士兵们为法国而战，为法国牺牲。但和平回归时，法国却完全忘恩负义。“平等地去战斗”本应换来“平等的公民权利”——然而法国并没有信守承诺。
重新上路，墓地越来越多。竖着白色十字架的是法国的，黑十字架的是德国的。1915年秋天，在这个距离兰斯35公里的地方，霞飞将军指挥了伟大的香槟战役。远处，在平原和天际间，有一座有三个人物的巨大纪念雕塑。这里地处佩尔特-莱于尔吕和索默皮-塔于尔两个村庄之间。战争时期，这两个村子十分出名。如今却被遗忘于乡间。每个村庄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他们战后重建的名字，另一个已不再有人提起，人们为了纪念而将其铭刻下来。大战永远摧毁了佩尔特-莱于尔吕和塔于尔村，将这里变成了一片战争废墟，被禁止进入。只有在一年一度的世界遗产日，人们才可以入内参观，有点像庞贝。村民们的土地在战争中被征用，不得不在战后去邻省安家，寻找工作机会。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三人纪念雕塑，其实是一个枯骨堆。再次下车，在此驻足片刻。这儿是从前的纳瓦罕农场所在地。1915年9月28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朋友，瑞士诗人、荣誉勋章获得者布莱兹·桑德拉尔在农场附近的战斗中失去了右手。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班上所有人的牺牲。在1946年《断手》这本小说中，诗人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由一万多名士兵的遗骸构建的这个枯骨堆，是雕塑家雷亚尔·德尔萨尔特在1924年完成的作品。军方估计，大约有14万人在1915年9月24日开始的香槟战役中阵亡。纪念碑的顶部是三个士兵：第一个士兵举着一把带刺刀的步枪,第二个士兵正准备扔手榴弹，第三个士兵移动着一挺机关枪。在他们的身后是炮弹爆炸掀起的一阵煤灰烟雾。原本爆炸应该会让他们扑倒在地，同伴们互相查看伤情，或因痛苦而蜷曲。不过纪念碑几乎没有去表现人们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右边那位士兵是昆汀·罗斯福,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儿子，他驾驶的飞机于1918年7月14日在塔德努瓦上空被击落，不幸殉职。左边那位士兵是雕塑家的兄弟，在贵妇小径（位于法国埃纳省境内，建造在山脊上的一条步行道——译者注）的战斗中牺牲；中间那位掷手榴弹的士兵是古罗将军，他在达达奈勒战役中丢了一只手臂。
这座雕塑抓住了一个瞬间。我们或许会想到德国画家奥托·迪克斯。与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样，奥托·迪克斯也参加了战争，带回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图像。他的一些精彩绝伦的铜版画，展现出战争的暴力及暴力对人不可逆转的影响，让人无法接受。系列铜版画《战争》，包括“圣玛丽-阿皮的疯女人”“塔于尔的死者”“埋葬在香槟的士兵”“死者的舞蹈”“兰斯附近的弹孔和鲜花”“前线的士兵墓地”“与疯子在夜间相遇”。奥托·迪克斯写道，有好些年，至少有十年，他都梦到在废墟的房屋中爬行，吃力地穿过那些走廊。这些废墟出现在他的每个梦境中。
风将骨灰吹覆在面包上
莱茵河两岸的艺术家们和知识分子们，满怀爱国热忱积极投入战斗。法国人是为了保卫文明，使其免遭野蛮的入侵。德国人相信战争能使人“升华”，使人净化。
人们折服于各种高尚的原因而投身一场巨大的冒险。 他们在其中可以展现自己，也可能成为英雄。在上一场1870年的战争中，德国人夺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人希望夺回这两个省份。但法国人的热情持续了不过几个月即冰消瓦解。他们回来后，至少从大屠戮中归来之后，变得幻灭、气馁、伤痕累累，战争打下的烙印刻骨铭心。他们应该驱除战争的恶魔，通过创作来表现战争。战争是力量和忠诚的极大消耗，是政治家和幕僚们不知道或不愿意停下来的畸形浪费。这些人必须知道，大多数人都不希望战争。因为法国有四分之一的18岁到27岁的人在这次战争中死去。
从前的纳瓦罕农场所在地，有一座小山，虽然只有192米高，视野却非常好。纪念碑的四周荒草丛生，碑上的浮雕高低起伏。士兵们挖的战壕、炮弹弹坑、带刺铁丝网残片和一些废旧钢铁铸件一一映入眼帘。石碑旁高高的草丛中，有一个保存完好的铁质十字架，上面写着：“纪念A.卡萨, 他于1915年9月27日在吕贝克战壕牺牲”……脚下，是那些死去的人们，那些“失踪者们”，那些因炮弹和坑道爆炸导致尸体无法被找到的人。有多少具遗体被遗弃在荒野中？有多少次，在密集的炮火轰炸下，这些遗骸被掀翻出地面？多少个家庭无法找到逝去亲人们的遗骨？多少的家庭无权去把死去的亲人挖出来？（霞飞将军在1914年10月颁布了这项禁令。）遗骸越来越多，人们只能堆起来。有时就让它们半掩着，堆积成一堆再烧掉。1914年9月那场阻挡德国人进军巴黎的血腥战役之后没多久，13岁的安德烈·马尔罗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去到马恩省的阵地上。中午，人们将德国人扔掉的面包分给学生们，“太可怕了，因为风将堆积在不远处的尸骨骨灰吹覆在了面包上。”
只要可能的话，士兵们都会把战友们的遗体处理体面。他们都不想把这些遗体火葬，他们拒绝火葬。战士们想有一座墓来寄托生者的哀思，摆上一些鲜花或一个金属的花环和珍珠的勋章带：“献给牺牲的战友”。再给战友的墓拍张照片，以便寄给或交给战友们的家人，哪怕是让人转交。死者中的一半是没有墓的。
沉默中长大
我自己也在这片荒野中找寻。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也参加了“一战”。外祖父在收拾好战场上战友们的遗体后，参加了炮兵部队。他在凡尔登和他的故乡阿戈讷都打过仗……祖父所在的是骑兵部队。他作为龙骑兵参加了马恩战役，之后和六名骑兵一起，将重型炮弹架运送到凡尔登和索姆。表面上，祖父外祖父二人都毫发无伤地从战场上回来了（如果他们在步兵部队服役的话，恐怕就没那么好运）。
但祖父变了，他变得神经质、易怒，有精神创伤。我父亲家有四位亲人在战争中死去，其中一个人失踪，即在战争中失去联系。这件事我很早就知道，但失踪这个词很模糊，家人们还常常希望能有朝一日盼到亲人的归来。我父亲也曾经想过他的陆军中尉叔叔的遗骸在哪里。这位叔叔被报失踪的地点是贵妇小径。
我属于在沉默中长大的第三代人，属于那批30多年来，特别对“一战”感兴趣的作者。我们身边有太多的沉默，有太多家族的秘密。我的祖父是饶勒斯的追随者，当德国人逼进巴黎的时候，他不得不去马恩参加那场恐怖的战斗。1919年回乡后，他毕生都没有摆脱圣贡的那场惨绝人寰的肉搏战的阴影。战前滴酒不沾的他，居然从此沉沦于酒精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没有见过祖父。在家里，人们也从不对我们说起他。在肉搏战中，我的祖父必须去杀戮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怪兽，而是与他们一样的人。况且，1914年圣诞的时候，德国和法国有过一段友善期，后来也被硬生生终结了。
法国的每个村庄，每个城市都有一些纪念物，纪念那些为了法国而战死疆场的人们。他们的名字都被铭刻在纪念建筑上。从孩童时代到少年时代，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会在每年的11月11日来到这些纪念性建筑旁，参加一些纪念仪式，庆祝“一战”的停火和胜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我们由学校老师领着。
参过战的老兵们则组成了一支十分重要的队伍。其中一人动容地读着名单上的名字。他每念一个名字，一位独臂人都会回答一声 “为国捐躯”。人们进行一分钟的默哀。然后，孩子们会得到一份小糕点。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是一些拖着假肢的孤独的人们。他们用一只手骑车或开车，脸上和身上都被打上了战争的烙印。每个周日晚上，老兵们聚集在咖啡馆里，倒上一杯酒，只在彼此间谈论着战争。我们则会带着敬意说到“他们挖过战壕……他们去过凡尔登……他们打过马恩战役……他们参加过索姆或贵妇小径战斗……”
父亲带我们参观过军队的墓地、城堡和纪念性的建筑。父母常回忆起枪林弹雨中的兰斯城。我们的母亲是兰斯人，在废墟中长大。父亲在离前线很近的一个村庄中长大。那时壕沟还没被填平，我们在里面嬉戏玩耍。我们在景物、在镌刻于景物的标记、在战争的痕迹和遗址中，有了对战争的认识。
许多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士兵们，身上还有最后一封收到的家书和一些护身符。一个世纪以来，它们都被埋葬在了这条长达700公里的战线下：从阿尔萨斯到比利时的北海边，7％的法国领土被洗劫一空。城市和村庄消失了，土地变成了不可耕地，工业、农业和城市的基础设施被毁坏。
今天，目之所及，一切那么平静。乌鸦、云雀或海鸥是逝者们最亲近的伙伴，它们和逝者们谈论着过去的时光。
被国家愚弄
逝者们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记事本、书信，许许多多书信。人们从来也没有像在那些焦虑的年头那样，写下过如此多的书信。每天在军队的前后方流转的信件达到400万封之多。整个战争中，这个数字是100亿封……
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诗句、照片、战壕里制作的物件、奖章——战争十字勋章、荣誉勋章。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军队的制服、军队里的证件、怀表、水壶、军刀和步枪。时不时，我们会想起一位父亲忧郁的目光，他在战争中或战后不久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我们很纳闷：“为什么他不说话？”我们或会想起一位年轻守寡的祖母，和她克制的叹息声。她活泼而美丽，我们纳闷的是：“她为什么不另嫁他人？”
他们也留传下了一些歌谣。《克拉奥讷之歌》写于1917年春，是由几位不知名的士兵创作的，一开始并不出名。尼韦勒将军在位于兰斯和苏瓦松之间的贵妇小径发起攻势。参谋部向部队保证，这是最后的一场战斗，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最终部队惨败，数以万计的士兵在德军的直接抵抗中牺牲，部队受到打击，士气低落。
将士们中的很多人在战争中已经失去了一位兄弟。他们长期不被允许回家探望，他们想念亲人，想念母亲。士兵们的卫生条件极差，起居在死人堆里，与寄生虫为伴。他们缺水，患上斑疹伤寒，死于斑疹伤寒和伤寒(我奶奶的兄弟就是得这种病死的)。士兵们觉得——这已经不是新的事实——自己被国家愚弄了。国家不惜一切代价要取得胜利，从而任由百万人的鲜血流成河。“只要炮弹在，一切就好办”——大工厂主的生意兴隆得匪夷所思。
现在我们不断追问尼韦勒将军为何没有考虑到他的战略理论、作战计划与面对德军的现代武器的实际困难之间的差距。
自1915年起，随着战线趋于稳定，出现了一些可怕的失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将军们丝毫不顾及之前的那些灾难性的牺牲，准备投入到新的作战中去。他们还出人意料地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在彼此间进行争权夺利的秘密争斗。几位士兵冒着信件被军方审查的危险，将《克拉奥讷之歌》寄给了他们的妻子。这首歌也被称为《士兵之歌》。它是士兵们的歌曲。
歌中首先暗示战壕里的士兵在等待换防，接着表达了他们的绝望：“永别了生活，永别了爱情；永别了女人，一切都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这场可耻的战争……”
歌曲表现了士兵们的孤独和面对无谓死亡时的焦虑：“在克拉奥讷，在高原上，我们不得不放弃生命，我们被逼如此，我们是牺牲者。”
歌曲结尾处表达了他们感受到的不公平，以及愤懑和震怒：“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将会回来，因为我们是为了他们而战死。但都结束了，因为小兵们不干了。轮到你们了，大人物先生们，轮到你们上台了。因为是你们想要继续战争，那就用你们的生命来兑现吧！”
当时许多士兵拒绝上前线，很多人偷跑回家与亲人团聚。他们组织起来，争取公民和士兵的权利，试图让民众知道战争的真相。这与媒体所说和宣传的内容大相径庭。士兵们反对继续进行这场非人道的战争，他们上街去游行，被人称为“反叛者”。数十人因此被枪决，其余的人被判去强制劳作。
回到纳瓦罕农场的尸骨堆脚下。布莱兹·桑德拉尔和他的外籍军团士兵们对这个地方心存畏惧。这些自愿从欧洲各地来到这里的人们，除了自吹自擂以外，彼此间很少交流。少数人试图通过自残或偷偷离队来逃离战争。每次下士桑德拉尔都会平息这样的事件。对他来说，一个从来没有在战场上害怕过的男人就不是一个男人。
他不喜欢战争委员会的法官们，因为他们出于软弱就给一个士兵判处强制劳作或死刑。桑德拉尔看到了许多“不知道为什么会死，也不知道怎么去死”的例子。尽管忘记了这些人的名字，但他在梦中还是会见到他们，“见到他们全身是血的将死的躯体，发出恐怖的叫喊”。
继续旅程
从尸骨堆和荒地那里看过去，是一片平原。整齐的原野在阳光中伸展开来。云雀在歌唱，麦穗在成熟，一种深深的和平的情感在涌动。然而田野也有记忆。60年代，农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犁铧常常碰到一些从土中冒出来的东西或一些碎片。炮弹、炮弹残片、手榴弹 、单只的军鞋、军用饭盒、水壶、步枪、子弹、法军或德军的头盔、十字镐或铲子，甚至是一个防毒面具。1915年在比利时的伊普尔，法军曾经使用过这种防毒面具来隔离一种可怕的毒气。当时德国人首次使用这种毒气，让法国士兵们猝不及防，死伤惨重。后来人们将这种毒气命名为芥子毒气。
士兵们的物件被不断地、还将在几个世纪中被不断地从土中翻出来，长了铁锈，腐蚀得穿了孔，嵌进了白垩土中。这个地区的一些居民用找到的物件自己建起小型的私人博物馆，因为人们永远无法知道这里出土的一件东西能如何地令人动容，这毕竟是一件“遗物”。有时枯骨甚至是遗体会翻出地面。人们从穿的靴子、头盔和步枪能够辨别出是德国士兵还是法国士兵。
如果尸骨不完整，人们就去找他的身份牌、钱包，再通知省政府相关部门去取。发现一具遗体总是一件令伤痛者更伤痛的事情。土地从来没有停止过向人倾吐它的秘密。
继续旅程，去一个很特别的叫做马西吉之手的地方。途中经过一座美丽的东正教堂，这儿埋葬着一些曾在1917年和法国人并肩作战的俄国士兵。到处是墓地！俄国人的，英国人的，波兰人的，在不远处的庇卡底，还有一处中国人的墓地。
掠过平原，掠过宁静的村庄……来到阿戈讷的边界——马西吉之手。等待你的是震惊。
突然间，一个世纪呈现在眼前，让人目瞪口呆。1915年，今天的人们还原了1915年的战壕！人们用斗式提升输送机和十字镐挖出了这些壕沟，并保持了当时的样子。地上有一些被机关枪射杀的死者，被一一辨认出来。在“一战”百年纪念的时候来参观这些战壕，一路上，只见路面四分五裂、弯弯曲曲，路旁伤痕累累，触目惊心。这些被修整过的白垩土的战场，呈现出一片洁白，给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加修饰地称其为“很中国的东西，一个亚洲的大沙漠”，“下凹的中国长城”。
战壕汇集起来，形成一片无边无际、波浪翻滚的海洋。天气不好的时候，壕沟的内壁会塌陷，必须不断用装满土的袋子去加固。
下到一条至少有一米半深的壕沟里，里面干燥又干净，没有泥泞……穿梭在这迷宫一样的地方，在时间的长河中溯源而上。铁丝网后面是一片荒芜，这片危险的无人区将敌对双方的部队分隔开来。想像一下一线士兵们不稳定的生存环境。他们睡在洞里，睡不好，因为总是竖起耳朵去听大炮的轰隆声，然后跳起来，怀疑是否是敌人来进攻了。在香槟省的战壕里的体验，令人永生难忘。
当我们在说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候，是否需要提一下这场疯狂的战争在法国和世界范围内造成的伤亡？受伤，包括伤残、毁容等的人数是否是死亡人数的三倍多？还有寡妇、孤儿、疾病、受枪伤、疯癫还有自杀的人数？世界范围内总计有1000万士兵在这场战争中丧生。
丧生……我们说的是人，是在城市、乡村中长大的，去前线作战的人。且这场战争持续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战争把人们全部打倒。要小心统计数据，小心那些死亡人数，因为这些骇人的数据如果是表示灾难的程度的话，就往往忽略了每个受害者的个体性，从而根本体现不出那最悲惨的部分。
直到60年代，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还是外交、军事史及主要决策者的战略规划。对士兵战争体验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今天，在当代史学家们的努力和“一战”百年纪念的数百场活动中，鲜活的记忆被激发出来。人们讲述着、展示着他们祖先的信件，和孩子们一起回忆往事。行走起来，寻找先人们的墓地（假如有的话）。
人们参观展览，翻阅档案，参与讨论，考证家族的秘密。许多法国人已经意识到战争机器的可怕，他们不再会任由苦难重现，不再任由这么多年轻生命无辜逝去。
作者为法国小说家、散文家，著有多部关于“一战”的著作，如《纳瓦罕农场》（加利玛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