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下称“奥派经济学”）是一个历史久远的传统，本书记叙的15位伟大的奥派经济学家中，最早的一位马里亚纳，他生活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他是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从马里亚纳到罗斯巴德，这15位大师之所以会在这本书中“聚会”，不是因为后来者有意地要建立某个经济学派，而是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了主观价值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市场过程学说等基本思想。
奥派经济学尽管被冠以“奥地利”之名，被认为起源于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但其思想并不发源于奥地利，而是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因此奥派经济学被看作“大陆传统”，如德索托教授在本书中提到的，早于门格尔就创立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马里亚纳、杜尔哥、巴斯夏、萨伊和坎蒂隆实际上不是奥地利人，门格尔和后来的奥派学者们实际上是“复苏”了这一大陆传统。
门格尔严格意义上不是奥派经济学创立者，但他却毫无疑问可以称为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者。在门格尔之前，从斯密一直到穆勒的几百年间，英国古典经济学占据着经济学界的主导地位，这一学说把市场中行动的个体排除在外，分析的是没有行动人参与的商品类别，如面包、钢铁、钻石和水等等的价值，简而言之是“商品的价值”，而非行动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某一商品价值的评价。
由于没有行动人的思想，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最重要的价值理论问题上陷入了“客观价值论”的误区，古典经济学从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都信奉“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商品没有花多少生产时间但价值却很高的现象，还有比如“水和钻石的悖论”等问题，它的缺陷是很显然的，但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劳动价值论实际上与多数古典经济学家自己宣言的“自由主义”背道而驰，但古典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主张”和“学说”的不一致，很大程度上要为人类在20世纪遭受的重大苦难负责。
“革命者”门格尔及其遗产
门格尔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萨伊、杜尔哥、坎蒂隆等人的基础上，从人的需求出发，借助边际效用规律，对他们早先提出的主观价值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较为完整地建立了主观价值论及相关的价格理论，证明了“价格正好是人们有目的满足欲望的因果过程的客观反映”（萨勒诺），在门格尔之前，没人对主观价值理论和价格的形成做出如此系统的论述。由于是主观价值论对客观价值论的替代，19世纪末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共同发起的“边际革命”，也被称为“主观主义”革命。
但尽管他们都是边际革命的发起者，门格尔与后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如德索托教授所说，杰文斯、瓦尔拉斯提出边际效用规律只是对数学均衡模型（对杰文斯是局部均衡，而对瓦尔拉斯是一般均衡）的补充，在这个模型中，人的行为过程是被有意识地忽略的，有没有边际效用规律不会改变任何东西。相反，对门格尔来说，边际效用规律在本体论上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是门格尔自己“作为动态过程的人类行为”之思想的必然结果。门格尔真正独特的贡献，是把行动的个体引入了经济学，而不仅仅是提出了主观主义价值学说。
从门格尔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颠覆以及对个体行动的引入来说，门格尔是当之无愧的“革命者”，但门格尔同时也是一位“综合者”，不仅是因为他综合了前辈的奥派思想，尤其是主观主义思想，还因为他还综合了由苏格兰思想家曼德维尔、弗格森和斯密等人首先提出，后来被哈耶克发扬光大的“自发秩序”思想，从其巨量的藏书中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对苏格兰传统有了解。可见，门格尔在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同时，也接续了古典经济学。因此，门格尔的综合是广泛的、跨越性的，后来的奥派经济学家大多只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拓展了门格尔业已提出的思想。
门格尔的两个学生，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分别在价值理论和资本（利息）理论上发展了门格尔的思想。维塞尔从主观价值理论的角度对“成本”和“价值”关系进行了探讨，把成本设想为间接效用，即机会成本，并且创造性地指出“对产品的价值起着决定作用的需求和特定的产品并无什么关联，而是通过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要素建立起关联的”。奥派后来的分歧，尤其是在方法论上的分歧，在作为第二代奥派经济学家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身上就体现出分野来了，他们几乎可以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
庞巴维克尽管开创了资本理论，也提出了生产结构理论，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未以学者的身份思考或者研究过货币”，导致他未能提出商业周期理论。他的学生现代奥派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也是第三代奥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弥补了庞巴维克的这一不足，他把货币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价值、价格理论结合到一起，改造了原来的货币理论，开创性地建立了奥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自李嘉图之后，他1912年出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第一次将宏观和微观再次统一起来，使经济学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学科，并且也第一次使经济学能够以个体的行为为基础，运用逻辑一步一步地展开分析。
但货币理论还只是他创立的“人类行为学”的一个初步应用，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可以视为第二个具体应用，但是直到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动》一书中，我们才看到他对自己先前在分析具体的货币、信用和社会主义等问题时已经使用的“人类行为学”方法进行系统性的阐述。
从真正的人出发
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是把“理性”作为分析起点，相比之下，第四代奥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是把“无知”或“理性不及”作为分析起点。他对“无知”的重视和强调主要体现在1937年发表《经济学与知识》之后的研究生涯中，在此之前，他不能说是一个“无知主义者”。
基于对人类社会知识的分散性、隐含性、情境性和主观性等的认识，哈耶克认为借助于市场本身的价格机制才能实现知识的有效协调，全盘计划经济是“致命的自负”，必将“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从这一角度对计划经济所做的批判不同于米塞斯从他的人类行为学角度对计划经济所做的批判，米塞斯认为假如没有私有产权，没有货币和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自由，那么做出理性计划所需要的信息根本就不会出现，也不会得到传递，这也意味着不能进行“经济计算”，其结果是不能实现个体行动的协调。
尽管存在着这种差异，但不能被视作是根本性的，因为他们都是基于对个体行动的“主观性”的认识。因此，我们同意唐·拉沃伊的看法，即哈耶克的理论和米塞斯的理论不存在矛盾，哈耶克只是进一步地阐释了中央计划经济面临的挑战。
在哈耶克看来，市场会“自发地”对人的知识或人的行动计划进行协调，这比任何的中央计划都更有效。哈耶克称具有自发性的市场为“自发秩序”，这是对市场特征的绝好概括，也是对市场的绝好理解。哈耶克进一步考察了维持自发秩序，使之具有扩展性的条件，这样他自然就进入到法律和立法等政治哲学的领域。
哈耶克在政治哲学领域对“制度”和“规则”所做的研究可以看作对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发展。“看不见的手”与“自发秩序”的含义相近，而且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都阐述了“看不见的手”得以运转的制度条件，这些论述为哈耶克后来的研究打下了铺垫。哈耶克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探讨，也让人看到奥派经济学也有接近斯密的一面，尽管在门格尔的思想中可以觅到这一踪迹，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方面的思想被后来的奥派经济学家忽视了。
缺乏了解的人，往往会认为奥派经济学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言下之意是奥派经济学没有什么理论。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奥派经济学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涵盖了方法论、经济理论、政治哲学等诸多领域，它既有理论，也有政策，是真正的跨学科，其完整性和跨度其他学派难以匹敌。
在奥派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是理解社会，探求人类社会那些“看不见的力量”的手段，经济学家对社会规律的探索就相当于自然科学家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尽管，其他社会科学也有他们探寻人类世界的“工具”，但相对来说，“经济学”这一“工具”更为犀利，这是维塞尔和米塞斯等人从学历史转到学经济学的原因。
正因为奥派经济学家清楚他们研究的是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从真正的人出发来研究社会，他们的经济概念也都与人的行动相关，这应该是个“正确的常识”。有些经济学派在奥派经济学家看来背离了这一常识，如勒普克在批评凯恩斯时就说凯恩斯和他的支持者最为危险的观念之一，就是“把经济体系看作数理-机械化的宇宙的一部分，经济活动是可计量的种种总量（如消费和投资）的产物，而不是个人行动的结果”，凯恩斯及其支持者把“人的行动”从理论中抽离了之后，不可避免地就会将经济政策变成工程设计，从而抹杀精神价值，而代之以宏观经济总量。
但是，正如奥派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林格尔（Christopher Lingle）在和笔者交流时所说的，人不是生活在总供给或总需求中，这些概念是虚构的幻象。构成分析社会现象之基础的，是那些和人的行动相关的概念，而非宏观经济变量，并且，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价值、货币、资本和产权等等，都包含了人的行动之内涵（这是这些概念的发明者的初衷），在现代的经济学中，这些内涵很大程度上被抛弃，这些概念也退化成了一个个的数学符号，其理论价值已大打折扣。
什么是好的制度
奥派经济学家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如主观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市场过程等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但他们在很多其他方面并不一致，如米塞斯和哈耶克两人之间就有一定的分歧，罗斯巴德批评了米塞斯和哈耶克，但他自己也受其他奥派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但是这种分歧并非坏事，有分歧和张力，一个学派才有生命力和成长的可能性。
奥派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因为他们的经济理论告诉他们干预于事无补。奥派经济学家认识到，干预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他们把经济设想为一架可以随意调节的机器，可以根据干预主义者自己的需要，来达到某个理想状态。而实际经济由人的活动构成，人有自己的想法，不是机器上的齿轮，可以由他人任意调节，人的想法决定人的行动，无数人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是“无意识的”，不能事先预测和控制。
经济学作为研究“有意识的行动产生的无意识的结果”的科学，考察影响经济与社会的“看不见的力量”，以及支撑经济正常运行的制度、法则及其特征，干预主义忽视了这些重要的方面，当人为地调节经济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损害了无形的力量和上述那些制度和法则，这样，对经济将产生意想不到的危害，其严重程度往往要超出当初想要解决的那个问题。
经济学是关于“看不见的力量”的学问，这一思想其实源远流长，在斯密众所周知的“看不见的手”思想和巴斯夏的名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都有体现，相比较而言，奥派经济学在这方面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奥派经济学家认识到，对人类社会来说，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因素，如人头脑中的知识和观念等等。
维塞尔对“看不见的力量”作了较为精确的阐述，他说“这是每个个体都要服从的力量，它们并不遵从个人的意志，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并非人们欲求的甚或任何人可以预见的事件”。
在奥派经济学看来，我们不可能计算“看不见的力量”，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和想法，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发挥作用的形式，所以只能进行哈耶克说的“模式预测”。正因为人们之间互动的形式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难以根据某一既有的理论精确地确定，所以，哈耶克说，社会科学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个“经验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社会科学的问题同时也是“理论问题”。比如，对于什么才是“好”的制度（规则），具体的经验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答案，但是奥派经济学的理论一定程度上却提供了制度优劣的基本判断，可以分别来看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米塞斯认为好的制度应是能促进人类合作的制度，哈耶克认为好的制度应有助于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才能，罗斯巴德认为好的制度应符合自然法则，显然，三者角度不同，但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发挥人的才能是实现更好合作的前提，而发挥人的才能也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
奥派经济学把“看不见的力量”和“制度”联系了起来，认为要使“看不见的力量”造福人类，人类的制度就应该满足一定的要求，而这个要求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能够通过经济学理论检验的制度才可能是好的制度，这也正是经济理论的魅力所在。根据经济理论，预测和判断某一制度或政策将会出现的结果也是奥派经济学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
奥派经济学的魅力不仅在于理论本身，还在于那些研究和传播奥派经济学思想的大师的人格。他们是知行合一的一群人，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信念”是高度一致的，这非常难能可贵，比如米塞斯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不愿意为了获得教授职位或其他好处而做出妥协。有信念已属不易，把信念坚定地付诸行动更属不易，对此，米塞斯本人曾说“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失去勇气。我会尽到作为经济学家的职责。为了传达心中的真理，我永远不会感到疲劳”。
上世纪，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采用不能通过经济学检验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走了弯路，遭受巨大的灾难，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全盘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但是各种干预主义仍然在迷惑着人们，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们仍然要像他们的先辈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和黑兹利特等人一样，拿起经济学的武器，去戳穿各种干预主义的幻象。
奥派经济学边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是政府垄断的，政府喜欢的当然是支持干预，为它的干预出谋划策的学说，而不是相反，这样，在政府垄断教育和科研的情况下，关于“政府怎么干预才会更好”的主流经济学说自然就比关于“政府不应该干预”的奥派学说更容易“发展壮大”。
因此，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经济问题”不是宏观经济指标，如增长或就业，而是经济制度是否正当。对于生活在干预时代的人们来说，我们需要的不应是额外的干预，而是纠正不正当制度的道德勇气。
这些奥派前辈的思想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它们仍然熠熠生辉，焕发光彩，在不断地启发着我们思考。这本书值得任何一位对经济学，对自由主义思想感兴趣的读者拥有，这些思想是奥派经济学大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产，是经济学的真正精髓，人类智慧的瑰宝。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美）兰德尔·霍尔科比（Randall G. Holcombe）编，李杨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