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学”的启示_财经评论_博源圆桌_《财经》杂志_杂志频道首页_财经网 - CAIJING.COM.CN
个股查询:
 

“欧洲学”的启示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5-02-02 14:03:56 我要评论(0
字号:
将国际问题研究概念下的欧洲问题研究提升为“欧洲学”,不但开创了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新视阈,同时也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化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陈乐民先生平生涉猎范围甚广,视野开阔,但是他从没有离开对“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的学术关怀。正是这样的情怀、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文史功底,使陈先生的治学思想犹如涓涓细流,终于汇成江河,成就了他的“欧洲学”理念。

陈乐民提出“欧洲学”时,正是国际问题研究中人们热衷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对问题背后的文化、宗教、社会、民族等因素比较忽视的时候,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哲学,乃至文明的讨论太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然而,不久人们就开始给予关注了。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然而人们往往更关注欧美学者的学说,对本土学者的研究思想却容易忽视。事实上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前,陈先生便力主开展对欧洲社会文化的研究。

在以经济学或政治学为主流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界,许多研究者缺少文史哲基本功培养,不仅难以表达思想,也难以形成思想;特别是有人对欧美学说如数家珍,而对中国的文化却视如敝屣,更难形成具有中国学术风范的国际问题研究。陈乐民先生将国际问题研究概念下的欧洲问题研究提升为“欧洲学”,不但开创了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新视阈,同时也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陈乐民关于“欧洲学”的思考

欧洲研究能否成“学”,学界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但是,欧洲文明本身所具有的极为丰富的内涵,却是不容否认的。欧洲文明对世界的发展曾有过极为重大的影响,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当代世界,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作为当代欧洲问题研究者,我们有必要在“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这无疑是一门大学问。

陈先生没有就“欧洲学”写出专著,他对“欧洲学”的思考主要见诸他各种研究成果。但是,在学术研讨的场合,陈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对建设“欧洲学”的思考。2002年5月27日,陈先生应邀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演讲,曾专门就“欧洲学”的问题发表了看法。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十多年以前,应该讲是上个世纪80年代, 我曾提出过,中国的欧洲研究,能不能构建一个中国的欧洲学(Europeology),当时意见纷纭,反对者居多。我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认为提出一个欧洲学概念,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是一种视角,是对欧洲文明的一种看法,……在研究欧洲问题时,应该对欧洲的整体和联系加以关注。也就是说对于欧洲问题要搞好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关系。”

“那么,欧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学科呢。我只是提出一个指引性观点,应该就是欧洲三史,也就是‘欧洲三科’……第一是欧洲通史,我认为国际关系史就是其中一个科目(陈先生在北大讲课时改为“‘国际问题研究’应属于‘通史’里的一部分”——笔者注);第二是欧洲思想史。我想说的是它不是欧洲哲学史。思想史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社会史、哲学史都包含在其中;第三史,我称之为欧洲艺文史。它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

从这段演讲来看,陈先生所说的“欧洲学”实质上是探索欧洲文明从古到今如何发展的学问。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和欧洲艺文史实际上都是大学问。

首先从欧洲通史来看。陈先生非常重视对欧洲历史的研究。在他的笔记本中记载了他阅读许多欧洲历史专著的体会,仅涉及欧洲统一问题书目就有《欧洲及其国家》、《欧洲先驱者》、《欧洲观念的演化:1914-1932》、《欧洲:一种观念的诞生》、《泛欧洲的圣战——一个人的自传和一个运动大量》等近20种。

这些读书产生的思考最后都以学术著述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主要的专著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进程》、《20世纪的欧洲》以及《〈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等。这些论著的最大共同点是,谈的是历史,着眼的是现实,显示了作者对欧洲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整体感。

第二,从欧洲思想史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不管什么学问,在无止境的深化过程中,都可以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终于剥出叫做“哲学”的芯子来。我想,欧洲思想史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欧洲学”的芯子吧。

陈先生认为,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陈先生在谈到欧洲思想史上一些哲学家对欧洲和平、国家理念、道德、政治等问题的“哲学方案”时,清晰地表明了他对哲学与欧洲问题关系的认识。我以为,他所说的欧洲通史和欧洲思想史,就是要在对当代欧洲问题的研究中有历史与哲学的研究视角,这实际上也是陈先生建立“欧洲学”的基础学科。

第三,从欧洲艺文史来看。“艺文”概念相当广泛,我理解这个概念应基本属于大文化范畴,包括各种艺术和技术如绘画、音乐、舞蹈、文学、建筑、医疗、工艺、技术、服饰、习俗等;可以泛指精神物化后的一切事物。如果从“欧洲学”的建构来看,我想应该是物化的欧洲历史,或者说是欧洲思想家精神的物质化,如社会的构成、经济的运作、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尊重、科学的发明,等等。对这些事物的认知构成了“欧洲学”第三支柱。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认知,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欧洲人的所思、所想和所做。了解这些事物是认知欧洲文明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对欧洲通史和思想史的认识便成了空中楼阁。

“艺文”概念包罗万象,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欧洲通史和思想史视角来考量,就都可以归纳到欧洲文明的发展上来;如此,欧洲文明发展的真实感便凸显出来了。

物质文明反映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影响物质文明。最近我读到一本涉及西方“仿像论”的书。作者认为,技艺在古希腊指专门知识,包括医疗、绘画、政治、修辞。作者还讨论了“仿像论”中“原”与“象”的关系。由此,我对陈先生将技艺史作为“欧洲学”第三支柱的要义有了更深的领悟。前面提到,陈先生自己说过,欧洲艺文史……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从认识过程来看,事实上,我们了解欧洲一般也多从“艺文”开始,由对艺术、建筑、经济、政治等等表象的事物逐步深入到它的通史和思想史中去,回过头来又对这些表象事物有了更深认识。故而,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欧洲艺文史存在着互为印证的关系。“三史”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建构起“欧洲学”的学术大厦。

“欧洲学”的意义

从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到他提出的“欧洲学”理念,反映了他求解“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想心路。这对提高我国国际问题研究、欧洲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

首先是从认识欧洲的层面来看。中欧交通历史悠久,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横穿亚欧大陆。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欧之间长期缺乏深入的了解。直到近代,双方的了解才开始逐步加深。这一过程很长,其间多有曲折。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是从感受欧洲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开始的。军舰、大炮、技术、科学、工艺等欧洲“艺文”就这样最先进入了中国。由此,洋务运动兴起。国门大开后,中欧交往逐渐开宽,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于是有了争取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再后来又有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华的思想。以为只要把它们请到中国来,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引进,中国便可像欧洲列强一样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但是,将欧洲文明割断开来看或用,显然是不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坎坷遭遇便证明了这一点。“欧洲学”是将欧洲文明进程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进行研究的。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对欧洲文明有更系统的了解,而且对当代欧洲的发展也有更深刻的认识。事实上,“欧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认识欧洲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是中国对欧洲认识的升华。

中国第二次国门大开,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不断发生“文明的冲撞”。毫无疑问,这种“冲撞”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相互了解。所谓“西方国家”,除了欧洲国家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其法律、政党、议会及国家制度和理念等无不源自欧洲,或受到欧洲文明极大影响。因此,欧洲文明是西方国家的“根”。

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愈来愈深刻而广泛,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和平崛起,必须对世界有深刻了解,特别是深刻了解在当代世界占有重要影响力的欧洲文明;通过了解欧洲进而了解世界,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也需要了解它们的“根”。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门学科的学者、专家不乏其人,各种学术成果也不乏精品,但是,在深刻认识欧洲文明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合力,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学科。而这就是“欧洲学”的价值所在。“欧洲学”的框架,以及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将为推动各种学科协调,合力加强对欧洲的研究,为认知欧洲文明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欧洲是马克思主义故乡,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文明的土壤中诞生的。对这块“土壤”的忽视,无疑是不可原谅的。“欧洲学”研究方法为我们正确认识这块“土壤”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因此对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层面是从提高中国自我认知的科学性来看。近代以来,中国在逐步加深认识欧洲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开始了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认识自己的过程。过去中国的自我认识是封闭式的,是完全“自我”的。鸦片战争将欧洲文明带进中国,使中国得以有了客观认识自己的参照物。这也是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理念的题中之义。事实上,在陈先生从多种角度对“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考中,更关心的还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要有科学的、清醒的自我认知。

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启示

第三个层面是从国际问题的研究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研究欧洲,就必须把欧洲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此话言简意赅,道出了欧洲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真谛。“欧洲学”把欧洲研究当作学问来做,国际问题研究同样应该如此。做学问就要有学理,就要有自己的学术理论工具。现在学界已经有学者在探讨建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但许多研究者还是习惯跟着欧美学者的理论走;虽然其中有人持尖锐批判的态度,甚至全盘否定,也有人是批判性的接受,但也有不少人在有意无意间全盘接受。尽管欧美学者的理论不乏可取之处,尽管也有对其批判或接受的需要,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话语权还很弱,没有能提出自己的理论。作为一个世界新兴大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理论。“欧洲学”的提出,对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来说,便属破题之举,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事实上,陈先生从文明视角下对欧洲问题所做的研究,以及他关于“欧洲学”的理念,也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关注。1992年,陈先生应邀在日内瓦大学发表有关演讲后,受到在场欧洲学者的高度赞扬。许多人纷纷前来与他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国际问题研究大多属于政策性研究。其中不乏佼佼者,但因学者个人学养参差不齐,总的情况并不乐观。特别是有些所谓“创新”成果,或是玩弄概念,或是逞一时“灵感”,终因缺少学术功底,难有可持续性。“欧洲学”谈的虽然是欧洲,但其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国际问题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以“欧洲学”为借鉴,建立中国的“美国学”、“非洲学”、“日本学”,乃至“世界学”,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将有更大发展空间,对中国真正做到在国际舞台拥有强大话语权,极有裨益。中国的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关键时刻,中国需要有国际发展的大战略;而没有大学问是做不出大战略的!学界津津乐道的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出台,不正得益于人类学家的贡献吗?

在当前国际问题研究浮躁之风盛行的情况下,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尤为可贵,值得珍惜和进一步开发。

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理念,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从“根”上做学问的路径。这样做学问是要吃苦的,需要排除浮躁习气,摒弃为“创新”而“创新”,为吸引眼球而标新立异等等虚张声势、急功近利的做法;特别有一些所谓“专家”,在既不对国际问题做深入研究,也不对中国国情国史做深入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对国际问题或对中国外交政策发表不负责任的妄判、妄解,更是不可助长。应当指出,国际问题研究是严肃的科学,它需要专业化的知识、科学的态度,还要有吃苦的精神。同时,国际问题研究者对中国问题也应有所研究、有所了解。这样的研究和了解,绝不是数字上的,表面的,而是有深度的,有人文精神的。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陈先生的研究思想并不是脱离现实的,沉溺于书斋的。而正是在这样从历史和哲学的视角梳理和分析,对当代欧洲问题追根溯源,使他能够对当代欧洲问题有更深的认识。1991年,苏东巨变尘埃未定,陈先生便出版了《东欧巨变和欧洲重建》,对欧洲变局及时做出分析。该书所论在当时对苏东剧变的各种分析评论中颇有独到之处,有些观点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意义。如陈先生当时认为,在新欧洲的版图上,将出现向德国不同坡度的倾斜。事实正是如此,德国统一以后,不仅没有被由此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拖垮,相反在欧洲地位日益突显;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学界不是恰有“德国的欧洲”一说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

【作者:沈雁南】 (编辑:yanqi)
关键字: 欧洲 启示

编辑推荐

  • 宏观
  • 金融
  • 产经
  • 地产
  • 政经
  • 评论
  •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