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瑞米·里夫金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布道者。关于未来，他充满了乐观的想象：将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人们在彼此之间进行的各种交换，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共享。我们不再是物欲的奴隶，也不再是流水线上被异化的零部件生产者或组装者。这一切都是因为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到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管是为住房供暖、运行电器、为办公场所提供电力、驱动车辆，还是经营全球经济，我们在社会和生活中所使用的大部分能源的边际成本都将接近于零。同样，成百上千的爱好者和创业公司都已开始使用免费软件，利用廉价的再生塑料、纸张以及其他当地现成的材料，以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打印出自己的3D打印产品。
天方夜谭？似乎有点儿。不过，一个天方夜谭者不可能会得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汪洋的接见。里夫金或许对于未来过于乐观了一些，但抛开具体场景预测的精准度，人们必须承认里夫金对于新经济趋势及其驱动力的精准把握。这个趋势和驱动力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经常在他作品里出现的词儿“democratization”，意为民主化或大众化，在欧洲国家方兴未艾的交互分布式电网已经充分展现了这一点。
大工业革命时代巨型公司叱咤风云，因为只有它们能够承受巨大的运营、销售和物流成本，也只有它们能够通过纵向一体化来实现规模效益，小作坊生产者只能沦落到破产的境地，而寡头则是时代的弄潮儿，迫使人们经常运用反垄断来抵抗他们的“暴政”。现在互联网和物联网平台所具有的分布式、点对点的性质，和生产、物流链条的全球性分解，又使“小作坊生产”得以复活。这并不意味着规模效益概念的过时，只不过规模效益的实现形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互联网和物联网平台使那些由社会企业和产消者组成的数百万小型参与者聚集到一起，形成全球性协同共享系统，构建横向规模经济，从而淘汰垂直整合价值链中剩余的中间人，使过去让边际成本居高不下的利润暴跌。
当然，其逻辑链条中也不乏过于“跳跃”的环节，比如“一旦固定成本完全回收，极端生产力就会减少生产、分销和回收经济商品和服务所必需的信息、能源、物质资源、劳动力和物流成本”，这个“一旦”谁来决定？即使固定成本完全回收，那些互联网、物流网和能源网的拥有者为什么一定会主动降低成本呢？当然，竞争会大大削减成本，但对物质利益尤其是利润的追逐，恰恰是竞争的原动力。还有那些连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都匮乏的欠发达地区，他们如何能加入到共享式经济中来？会否面临新一轮数字化鸿沟呢？比如，里夫金特别推崇类似印度北部乡村的小型电网计划，认为如此集腋成裘，也能蔚为大观，但问题是谁来给这些乡村初始资金让他们购买小型发电设备和交换分布式电网呢？
日前《财经》记者就上述问题与杰瑞米·里夫金进行了探讨。
被颠覆的“资本主义”
《财经》：到底应该如何理解“零边际成本”？
里夫金：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个过去谁都没有发现的、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悖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或凯恩斯（Friedrich Von Engels）都没有发现。这一悖论已带来市场无形之手的巨大成功。如今，无形之手即将获得终极胜利，这一胜利将孕育出的新生代是基于“协同共有”(Collaborative Commons)的共享经济。父代需要孕育新生代，在发展“协同共有”中找到价值，最终获得混合式经济——部分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交换经济，部分是协同共有的共享经济。
这一悖论就是：在古典经济理论中，企业总是在寻找新的技术来提高总能效和生产力，降低边际成本，希望由此提供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赢得客户和市场份额，并给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利润。在古典经济理论中，最优市场就是以边际成本销售的市场。
但是，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没人预见到一次科技革命能如此极端地推动生产力，将一些领域的边际成本降至近乎零的水平，导致商品和服务可能变成免费，并不再限于市场销售。这就是现在大规模发生的情况，颠覆了所有产业。
这意味着你和我，无论是（生）产消（费）者、中小企业、大企业，还是社区团体、非营利组织，都能透过我们感兴趣的经济价值体系，挖掘（通信、能源和交通物流）三大互联网提供的大数据，运用我们自己的分析来创建算法，大大提升我们的总体能效和生产力，降低边际成本，开始以近乎零的边际成本生产和共享一系列产品和服务，而这一切是免费的。
《财经》：这会颠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吗？
里夫金：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一些纵向一体化企业（通信、娱乐、新闻、知识和唱片行业）在过去14年中已黯然倒下。我用不着一一告诉你在这一近乎零边际成本现象的背后有哪些报纸和杂志倒闭了。由于YouTube，电视收视率下降。美国的千禧一代每周只看20分钟广播电视。他们在YouTube上制作和分享自己的视频。
整个行业都被颠覆了，但也涌现了新的资本主义企业。例如，阿里巴巴、腾讯、谷歌、Facebook和Twitter。这些新公司建立了“共有”，允许数百万人制作并互相分享虚拟商品。在这一过程中，其他行业也被颠覆了。
数亿年轻人以及任何时候连在互联网上的每个人（30亿人）已成为产消者。他们制作和分享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消息博客、自己的社交媒体、自己的免费电子书，在维基百科上分享自己的知识，在YouTube上以近乎零边际成本与每个人分享自己的视频，这都是基于共享经济和协同共有。报名参加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的学生已达到600万，这些课程由一流大学最优秀的教授传授，边际成本近乎为零，可以免费获得大学学分。将这些课程攒在一起的固定成本是1万美元。将课程发送给1个学生或10亿学生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
《财经》：人们交换和共享知识信息较为容易，但要生产和共享实物商品和服务就不那么容易了。
杰里米：过去其他行业可能认为，“我们是安全的。这只发生在虚拟世界。这不会影响实体世界。”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
通信互联网正在开始与数字化可再生能源互联网以及数字化交通物流互联网相融合，使得我们能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生产和共享我们自己的绿色电力、我们自己的3D打印产品。这些产品的分销将基于数字化、GPS导航的交通物流互联网，这也正朝着近乎零边际成本发展。这的确令人惊叹。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提到的每件事都早已发生。这是一个趋势。实现物联网平台，需要两代人的努力。
《财经》：3D打印有规模效应吗？
杰里米：奥巴马总统称，他希望每所学校都有一台3D打印机。但十年后，中国和美国的一年级孩子除了拥有智能手机，还将拥有一台小的3D打印机。他们将坐在自己的3D打印机前，创造各种各样的软件和越来越精密的产品。整整一代成长的过程中将使用软件，创造和共享各种实物产品，就像他们的千禧父辈们小时候制作和共享虚拟商品（视频、信息和新闻）。
《财经》：制造业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杰里米：上亿的发烧友和初创企业家们也在开始以很低或近乎零的边际成本智能制作自己的3D打印产品，在市场上以低边际成本出售或在“协同共有”模式下以近乎零边际成本进行共享。3D打印使用的大多数软件都是免费的。千禧一代共享免费软件。他们不独占，因为共享带来的效益远超独占。你可以将你的知识进行众包，更快地推向市场成为共有资源。
这些年轻人在使用回收纸、回收塑料和回收金属品，融化后用于3D打印机的耗材。软件会一层层堆积打印产品。这就是“增材制造”，材料用量只是“减材制造”的十分之一。在欧洲的微观装配实验室（FAB）中，这些年轻人正在开始用自己的光伏电板来驱动3D打印机。在有些地方，他们正在将3D打印产品推向市场或“共有”，以接近零的边际成本应用于可再生能源驱动的电动车中。
十年后，这些电动和燃料电池汽车将在FAB实验室中以低边际成本进行3D打印。首台3D打印电动汽车strati 刚刚问世。这是一辆意大利设计的3D打印汽车，未来几个月将进入商业销售。十年后，3D打印的产品将实现上市或“共有”，3D打印的无人驾驶汽车将在数字化交通物流互联网的智能道路上行驶。无人驾驶汽车早已在美国的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上经过测试和驾驶。
20世纪纵向一体化的制造业巨头将如何与这一代进行竞争？他们这一代能以非常低或零边际成本智能制作产品，然后在交通物流互联网上以很低或零边际成本交付。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行业已行将末路。明智的公司会在40年内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迈向第三次工业革命。它们必须有两个组合：老的与新的；集中式与分散式。
《财经》：大公司将退出历史舞台？
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现象早已颠覆了德国传统的电力行业。正如你所知，光伏和风电的固定成本是一条指数化曲线，就像电脑芯片一样。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电脑的成本是几百万美元，数量也不多。现在，在中国你可以买到25美元的智能手机。这是因为我们做到了每两年芯片容量翻番，成本减半。在光伏和风电行业，过去20年我们有类似的指数化曲线。20世纪70年代，光伏发电的每瓦特生产成本是68美元。如今，每瓦特的生产成本是66美分。还会下降，降到接近零的水平。
目前，德国的绿色电力占比为27％。这只花了七年时间，令人惊叹。四五年内（2020年前），德国的绿色电力占比将达到35％。一旦我们支付了光伏电板和风机的固定成本后，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太阳不会发送账单，风不会发送账单，地热也不会发送账单。只要维持光伏电板、风机和地热泵正常运转就行。
《财经》：向绿色电力转型的资金从哪里来？
里夫金：数百万小业者（农户、消费者和小企业）联合起来建立了电力合作社。然后，从银行申请获得低利率贷款。银行很乐意提供贷款，因为你可以用节省下来的能源费用进行支付。你亏不了。在德国，这样生产的电力绝大部分来自电力合作社的小业者。四大电力公司EnBW、RWE、Vattenfall和E.ON生产的绿色电力不到总量的7％。
那么，输电公司扮演什么角色？它们不会一夜间就告别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是一个30年的转型。在新模式中，它们将负责运行数字化能源互联网，就像阿里巴巴、腾讯负责建设和管理通信互联网公有资源一样。未来电力公司赚钱的方式是尽可能减少卖电。它们将与几千家公司订立合同安排，在物联网平台上管理经过其特定供应链的大数据流。输电公司将运用分析，创建能极大提升总能效和生产力的算法，降低整个供应链中生产和分销商品/服务的边际成本，带动一大批公司繁荣发展。反过来，这些企业会与输电公司共享其生产力增长。换言之，输电公司卖出的电量减少，但获得的利润更多，优化了成千上万客户的总能效和生产力。
《财经》：“资本主义”企业将不复存在？
里夫金：对，也不对。阿里巴巴、腾讯、Facebook和谷歌这类公司是资本主义企业，但正如我讲的，资本主义将孕育“协同共有”。在孕育共有的过程中，数百万人能生产和共享各种各样不再进入市场的产品和服务。
我的全球小组正在为欧洲最古老的工业地区——法国北部（北部-加来海峡）构建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涉及到每年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逐步投入，延续未来20年。
猜猜谁加入了我们的阵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所有法国大公司。这些法国公司将畏惧心变成了机会。全球最大输电公司之一ERDF、大建筑公司布伊格（Bouygues）、大输电公司阿尔斯通（Alstom），还有施耐德（Schneider）、蓝格赛（Rexel）、雷诺-日产（Renault-Nissan）等等。
为什么？他们很明智。他们还没有离开第二次工业革命，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转向第三次工业革命。但这要求全新的业务模式。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你真正看到物联网带来颠覆效应，向零边际成本社会推进的领域是汽车交通行业。汽车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我们围绕汽车建立了全球经济。问题是千禧一代不想拥有自己的车——那是爷爷奶奶们做的事……不那么酷了。全球范围内的年轻人们都在用三个互联网拼车。他们使用智能手机登陆网站（设立这样的网站成本非常低）。用户立即接入物流互联网（GPS导航），不到3分钟，一位有车的人就会联系到你。你到了目的地，见了新人，你又有了新朋友。年轻人喜欢拼车。这些孩子不再打算买车。这不是他们的做法。他们从注重“拥有”变成了注重“使用”。他们是“协同共有”共享经济的一部分。让我来告诉你，拼车将在未来几年席卷整个中国，就像如今的西方一样。
一辆车被拼车，就有15辆车无需再生产。拉里·伯恩斯（Larry Burns）是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前执行副总裁。他刚刚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做了一项研究，研究内容也包含在我的新书中。他研究了密歇根州的一个中型城市安娜堡。他说，即便是在这么早期的阶段，我们都可以立即省掉80％的汽车。拼车能让我们以较低的成本拥有相同的移动能力。想想这项研究——减少80％的汽车。想想像北京等城市的交通拥堵。在人口稠密的市区，我们可以在下一代时间内将当前路上的10亿辆汽车减少80％。剩下的2亿辆汽车将共享，这些车是电动或燃料电池汽车，使用本地生产的近乎零边际成本的可再生能源，采用地区内回收材料用低成本3D打印，而且它们将是无人驾驶汽车。这代表汽车和物流行业的巨大转变。
基础设施为王
《财经》：零成本社会似乎意味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里夫金：日前我与贵国副总理汪洋会面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历史上所有经济范式的重大转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在每一次转变中，你都可以看到三项科技革命的同时出现：新通信技术，能更有效地管理经济活动；新型能源，能为经济活动提供更高效的动力；新运输方式，能更有效地促进经济流通。英国人凭借廉价煤炭和蒸汽机领导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人凭借贝尔的电话公司、得克萨斯州的油井和亨利·福特的汽车领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现在我们开始看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本框架：通信、能源和交通的新融合。通信互联网正在演变成一个超级物联网。数字化通信互联网正在与数字化可再生能源互联网以及数字化交通物流互联网（GPS导航）融合，创造出一个物联网。物联网正在整个经济产业链中部署传感器。IBM、通用电气（GE）、思科（Cisco）、西门子（Siemens）和其他公司正在部署数十亿的传感器。我们有传感器可以监测粮食作物、厂房、仓库、智能道路、零售商店和智能家庭，向物联网发送回大数据。
让我们回到基础设施。日前，我在布鲁塞尔向欧盟委员会新领导层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欧洲如何建立物联网平台和如何向全面数字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转型。我们必须建设基础设施。
让我来谈谈你们需要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和什么样的政府。2013年我对贵国副总理汪洋说（在日前的对话中也进行了重申），中国有三项宝贵的资产能帮助中国和德国一起领导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一项资产，中国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过德国：你们是可再生能源的沙特阿拉伯。德国没有很多太阳能。你们拥有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最多的太阳能照射。你们拥有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最多的海上风能。你们拥有最多的地热能，最多的生物质能，最多的水力资源……你们有10万个沙特阿拉伯。可再生能源是永远的，用之不竭。这是第一项宝贵资产。你们拥有无穷尽的优质可再生能源。每个人都有，但你们真的很幸运。
第二项宝贵资产：你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们是社会主义，但你们拥有市场资本主义。欧洲同样，程度可能不同。你们需要这样的体制来推动基础设施。在我的国家，我们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有一半以上的国家说，“我们不想让政府投资于新的基础设施。我们希望政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美国有一半人口就是这样傻，他们没有意识到是谁补贴建设下水道系统、公立学校、管道、电网、交通轨道以及高速公路，他们希望政府什么也不要干。这阻碍了我们。
第三，你需要有一个社会，能理解政府和产业各有其职，政府必须是先行者和促成者，与产业一起架设基础设施。政府必须设立法规、条例、标准、互用性、激励机制以及路径图，这是政府要做的。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政府，你们的经济就是牛仔经济，没有政府来监督架设，你们怎么来做呢？基础设施是一项公共物品。
《财经》：但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
里夫金：你们需要平衡。
《财经》：国家电网正在推进智能电网，但不是分布式电网。他们希望有一个全国性的高速电网，但是集中式的。
里夫金：但刘振亚的文章说，能源互联网将使得几百万中国人能生产可再生能源，然后将绿色电力送回电网。如果不是这样，能源互联网是为了什么呢？我是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讲话的。我和不同的政府机构见过面，他们都在谈论怎么做。或许有传统利益牵涉在内，他们不希望适应改变。在每个国家都会有一番挣扎。在我的国家，有些电力公司也希望建立一个智能集中式电网。不只是中国是这样。但能源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分布式。只有这样，你才能实现其价值以及随后的经济规模。我向你保证，中国也会是分布式的。可能会有一些阻力，但将来一定会是分布式的。
我要说的是，你必须对这一架构的本质有足够的信心。物联网平台的架构是网络中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企业参与者，以协作方式与他人共享。架构就是这样。这是你们能走向一个近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唯一途径。架构和技术将胜出。我想会有一番大的挣扎。传统利益的阻力越大，这个过程就会越长。我希望每个国家的新一代商业领导者能推进得更快一点。
《财经》：拥有网络才拥有未来？
里夫金：是的，这是关键。得到繁荣发展的公司（可能是已有公司转型，或是新公司）是那些建立、服务和管理新共有网络（能源互联网、交通物流互联网）的公司。它可能是输电公司、信息通信公司或者能管理能源互联网的电信电子公司。交通物流公司（和其他公司）能管理交通物流互联网。建立和管理物联网事实上涉及到每个行业（建筑、电信、有线、信息通信、输电和交通物流）。唯一一个我找不到其位置的行业，是石油行业。在有些领域我们还会需要石油（包装材料、工厂使用的润滑油），因此它们还不会完全消失，生物化学尚未能提供现成的替代产品。但是在新的基础设施中，它们不会再扮演重要的角色。
物联网将推动整个全球经济向前发展，每个国家都必须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这将创造出各种各样新的商业机会和众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对于中国和其他每个人而言，终极问题是：未来20年你想在哪里？如果你仍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你就死定了。你将无法将经济向前推动。美国就是这样悲剧地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它带领世界进入了通信互联网，但是在能源和交通互联网方面停滞不前，美国问计于页岩气和沥青砂，这些长期而言不会带来任何不同。它们能给你带来5年－10年的廉价能源，仅此而已。但它们会让我们停留在老的框架下。德国和中国正在三个互联网领域全面推进，希望建立一个超级物联网。如果美国失去了十年时间，30年后它可能成为一个二流国家。
《财经》：继数字化鸿沟之后，会出现基础设施鸿沟吗？
里夫金：印度工商联合会的负责人拉吉夫·库马尔（Rajiv Kumar）几年前找到我。他问我是否愿意为印度启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制定一个总规划。我说，“不。但我愿意与你们年轻的商业领袖们合作，我们一起来做些什么。”我们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总规划。我去了印度和印度工商联合会，宣布了这项第三次工业革命总规划。我与辛格先生的内阁部长们进行了会谈。虽然过程缓慢，但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已开始在印度农村发生。在印度农村，有一些小创业公司正在快速推进。发展中世界可以推进得更快一点，那里本来就没有基础设施。经营这些小创业公司的很多人都是女性，依托小微贷款。她们正在将成百上千的村庄连接起来，有些村庄有200户家庭，每个村庄2000美元。
《财经》：这需要大量的投入。
里夫金：每个人都说，“钱从哪里来？告诉我！”我对你们的副总理说：在欧洲，钱是现成的。去年，我们投资基础设施花了7400亿欧元（近1万亿美元）。问题是这些钱进入的是20世纪的传统基础设施。集中式通信，价格高昂的化石燃料和核电，跑在非智能道路上的、过时的内燃车辆。这里没有更多的生产力空间了。我们不能从过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平台上发展经济。
如果我们只拿出这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的25％，用于每个国家的新物联网基础设施，30年内我们就能完全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由于这是一个共享平台，物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大陆块之间的移动。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对人类的未来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愿景。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高科技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上海一直到爱尔兰海。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让人激动的时刻之一。
他们正在谈论跨越欧亚大陆的高速铁路。但这只是一个开端。中国必须首先在国内建设物联网基础设施，这可能需要中国所有产业和工人两代人的努力。电信、电力、信息通信、建筑、交通物流和制造业都必须参与进来，共同构建物联网平台。这将需要数百万非熟练工人、熟练工人和专业工作者的参与。你们将这样推动经济的转变。然后，物联网科技平台可以在欧亚大陆输出。
欧亚高科技丝绸之路不只是高速铁路。它是跨越欧亚大陆的通信、能源和交通物联网。通信、能源和运输的数字化将我们带向零边际成本（不管是在信息技术、能源，还是交通物流行业）。如果我们能跨越欧亚大陆（在通信、能源和交通物流领域）架设一个物联网平台，我们将迈向近乎零边际成本和极端生产力，并在历史上首次创建一个单一的经济空间，共同享有最大程度的可持续发展和终极生产力。
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一点，这个宏伟的愿景，将成为其他大陆效仿的基础。这一高科技丝绸之路将把我们从地缘政治带向生物圈经济。基于化石燃料的整个工业革命与地缘政治密不可分，因为化石燃料不是随处都有。谁控制了化石燃料，谁就主宰了世界。如果我们能开始跨越欧亚大陆、建设这一高科技丝绸之路，每个人都能共享他们的可再生能源，这些能源近乎免费。要建立能源互联网，你必须拥有大块土地。如果大陆的某个地区多风，你会希望储存风能，将其发送至其他地区。如果一个地方阳光充足，另一个地方总是多云，你希望能共享富余的阳光。如果有些地方雨水很多，水力资源丰富，他们希望能与其他地区共享。又或者，如果某个地区正值收获季节，有太多的生物质能，他们希望通过能源互联网与其他地区共享他们的绿色电力。土地面积越大（比如整个大陆），小业者就越有机会共享富余的能源。
更开放的未来
《财经》：你总是特别乐观，不过那些拥有网络的公司或政府会制造新的垄断吗？
里夫金：我认为，围绕网络中立将出现很大的挣扎，当蒂姆·伯纳斯·李提出万维网时，整个想法是管道是保持沉默的，在每个末端的人是聪明的，可以共享他们的创意。这个网络的设计初衷是开放、中立和透明，因此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创业者”，但基于“协同共有”共享个人才能。如果你摧毁了网络的中立性，它就完了，谁也没好处。没有一个现成的体系能朝着零边际成本社会和共享经济推进。
我们担心的是电信公司、有线公司和电力公司可能会说，“我们建设了管道，我们希望在价格上有区别。”事实上我不是很担心他们会这么干。德国输电公司没有能力阻止几百万小业者组建电力合作社来生产他们自己的接近零边际成本绿色电力。唱片业试图用加密和诉诸法律等手段来阻止年轻人共享音乐。这不管用。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社都试图阻止人们以近乎零边际成本、自由共享信息产品。一旦有了技术，就会被应用。只有一种方式能阻止，那就是每个政府都宣布电脑、光伏电板、风机、3D打印机等等为非法，但这不可能发生。长期而言，我谨慎乐观。
我有点担心正在开始创造“共有”的新资本主义企业（Facebook、Twitter和阿里巴巴）。当它们开始看上去像全球垄断企业，就必须要被视为国际公用事业公司，因为它们提供的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公共物品，而且人们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
日前，我们在布鲁塞尔进行了辩论。我们有一个数字法案日（Digital Action Day）。我与欧盟副主席尼莉叶·克洛伊（Neelie Kroes）的立场一致，我指出互联网巨头公司必须受到管制。我们在20世纪就是这么干的。我们可以保留大部分这些公用事业巨头公司为私营公司，但政府对它们进行价格管制，以确保开放和透明。
《财经》：在你看来，政府如何对物联网抱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呢？
里夫金：必须得给物联网呼吸的空间。这是一个过程。中国也不是唯一面对挑战的国家。各国在互联网方面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所有国家都有。这是一场争夺，这种情况要经历几代人才会转变，而不会神奇地在一夜之间变得完美无缺。我的年纪足以让我认识到这需要25年、35年、甚至45年才能实现。这是新和旧之间的争夺。
经济大衰退期间，所有西方人都对银行和金融行业失去了信心。他们意识到后者是利用别人的坏家伙。随后，我们用自己缴纳的税款帮他们摆脱了困境。这就是人们失去信心的原因。我们必须重新获得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
物联网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以协同共有为基础制定自己的规则，从而建立社会信任。声誉网站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这样就可以用信誉进行个人评级。假设你跟别人分享了住宅。这些网站会从很多方面对屋主和使用者进行评级，比如他们相互友好吗？他们讲卫生吗？有效率吗？还是不讲卫生，没有效率？如果失去了社会评级和社会信用，这个体系就会把你拒之门外。声誉网站对个人社会信任度的评价可以在协同共有中找到，比如共享的服装、汽车、住宅——几乎所有东西。这些共有物品建立了它们自己的社会管理规范。这一点相当有趣。
《财经》：这和我们所熟悉的信用资本不一样。
里夫金：不一样，它不是信用评级，而是人们的社会声誉。相信我，年轻人不想失去他们的社会评级，因为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了他们能否待在这个共享圈里，和别人分享汽车、住宅、服装、工具、玩具以及其他所有物品。
我想理解这种变化的最佳途径是玩具。在美国，有关玩具的情况非常有趣。以前，父母给三岁女儿买回来玩具时会说：“我们在商店买了这件玩具，现在把它给你。这是你的财产。既不是你哥哥的，也不是你妹妹的。这是你的玩具，你得照顾好它。这是你的责任。”
这个三岁女孩首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的财产交换。她在心里想：“这个玩具不是哥哥的，也不是妹妹的我有了他们没有的东西。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用它，但我也永远不会把它给他们。现在我有了权力、控制力、地位和财产。”这样的孩子已经为参与市场经济做好了准备。
现在，在我们国家和欧洲出现了一些规模巨大的玩具共享网站，他们有成千上万的玩具。我想中国可能也开始出现这种网站了，我知道韩国已经有了这种网站。年轻的父母在这些网站上支付会员费从而获得信用。他们可以挑选一件适合自己子女年龄段的玩具，网站就会把这件玩具送到他们家里。10年－15年后，通过自动运输互联网，这样的玩具会由无人机或者使用可再生能源并以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打印的无人驾驶汽车递送。
年轻的千禧一代父母会给自己的小孩儿一件共享玩具，然后说：“以前这个玩具和另一个小女孩玩，给她带来了快乐。她很喜欢这个玩具，而且非常小心地照顾它。因为她知道，有一天你会想和它玩。”这样，小孩子就会知道玩具不是财产或所有物，也不代表地位。它带来的是一段经历。她要小心照顾这件玩具的原因是自己玩过之后，其他小孩儿也可以快乐地和这件玩具一起玩。这样的孩子已经为共享汽车、住宅、玩具和工具做好了准备。她已经准备好参与到基于协同共有的共享经济之中。她再长大一点儿（五六岁）时，就会接触到财产和市场，随后就会生活在一个双重系统中。年轻一代会在市场交换经济中有自己的私人财产，但他们也会在运营边际成本为零的共享经济中度过一些时光。我很喜欢这种情况。它能让年轻人在两个世界中成长，而不是一个。
《财经》：那我们怎样保护创新的价值呢？
里夫金：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的第一章里探讨了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会说：“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如果不能获利，就无法促进创新。”他们错了。数以亿计的年轻人正在和别人分享他们的才干。他们在自造者运动（maker movement）中与人分享软件和3D打印产品，现在又分享视频。他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创新，并以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相互免费共享这些成果。
他们获益了吗？是的，因为所有人都在生产并且相互分享。人们需要的收入变少了，原因是我们正在向一个边际成本为零的世界靠拢。人们确实从中获益。新的社会企业家积累社会资本和社会声望，后者让他们更有能力为自己创造一个小众环境。这并不是说自身利益已经消失，而是说他们不再遵循亚当·斯密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实质性利益，永远也不会关心公共利益。但在进行个人创新时，社会也会受益。年轻一代已经超越了亚当·斯密。他们成了社会企业家。他们相信，无偿为公众奉献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能为社区的社会利益带来进步，也会提升自己的个人社会声望，从而增强自己的社会流动性。
经济学家认为能让经济体运转的只有两种力量：自由市场或者政府，或者二者的结合体，也就是社会市场经济。他们彻底排除了其他充满活力的行业。没有了这些行业，社会就会崩溃。它们就叫做社会经济。它们规模庞大而且遍及全球。人们在非营利行业制造和共享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这些行业包括非营利医院、学校、日托中心，以及文化、体育和环境行业。每天，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创造社会资本，并和社会经济中的其他人分享他们的才能和技术。其中一些人是出于自愿，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则赚取服务费。
以合作社为例。我的那些经济学家同事没有意识到有15亿人（占成年人数量的一半）在合作社工作，包括农业合作社、食品合作社、银行合作社、建筑合作社和住房合作社。合作社占全球经济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它们是非营利机构，进行自我管理而且充满了创新和创造力。法国第二大银行体系就是合作社。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全球性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像合作社。
我是否认为私营企业能给人带来动力呢？是的。我是否认为只有在这里人们才会变得善于创新并具有企业家精神呢？绝对不是。
《财经》：但创新不光是想法、知识或信息的交换。在某些情况下，开发成本会非常高。
里夫金：有可能。投资必须要有回报。现代专利、版权和商标出现在18世纪和19世纪。它们的目的就是让投资者可以收回投资。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知识产权都会消失，但我认为它会变得更有局限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数字世界的速度。这种速度让一些有效期为20年的专利变得无关紧要。腾讯、谷歌和Facebook领先别人三个世代，因为它们今年推出的新产品线明年就会消失，而且会有更新的模式取而代之，这样它们就不会丧失市场份额。如果你的技术在18个月后就会过时，那要专利还有什么用呢？这种速度、连接程度以及中间人的消失都发生的如此之快，以至于有些版权和专利已经过时，但并不是所有的都过了时。
看一看自造者运动吧。年轻人意识到如果给3D打印软件申请了版权，他们就会变成孤家寡人。其他人都在和别人分享。由于技术进步如此之快，谁能把知识众包，谁就能更快地创造出新技术。想掌握版权的人不会有更大的合作群体，因此，其创造力无法跟上一大批相互协作的人。这并不是说商标、版权和专利会消失。但众包创新的速度会让它们在某些领域迅速过时。
维基百科（Wikipedia）和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的所有东西都得到了创造共有（Creative Commons）授权。这种授权被称为“非营利版权”（copyleft）。这是一种新型保护，保护的对象是创新网络，这样任何人都能跟别人进行分享。它保护的是分享，而不是封闭。这至关重要。现在，网上有数以亿计的非营利版权。这些创造共有授权保证了在共有圈里，所有人都能分享到别人拿出来的东西和机会。这是另一种保护。保护的是分享的权利和享有的权利，以及包容性。
《财经》：就创造共享经济而言，德国在这方面或许做得非常出色，但一些非洲国家可能连基本的基础设施都没有，那里的人也不擅长英语，这在网络上很重要。你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呢？
里夫金：不，在这方面我们的发现令人惊讶。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中，软件方面比我强的比比皆是。以前只有像比尔·盖茨等少数人才知道怎样写代码和制作软件。现在，有些小孩都有了这样的能力。
让我举个例子。我曾和一位意大利记者交谈过。她和丈夫给他们13岁的孩子买了一套3D打印工具。这个小孩把这些工具装在一起，然后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3D打印软件。如果你到美洲亚马逊雨林的中心地带去，把一部智能手机交给那里的一个小孩，我敢保证，他很快就会弄明白怎么使用这部手机，从而找到通往外部世界的途径。
英语当然是个大问题。但它不再只跟美国有关，而是已经成为互联网语言。也许有一天，中文也会成为互联网语言。现在许多美国人都会说中文。但到了某个阶段你就不再需要它。几个月前我见到了谷歌的研究主管。他的一大研究项目就是语言翻译。现在，谷歌翻译的准确率约为70％。他希望让这个数字接近100％。随着机器翻译变得更加成熟，所有人都能与别人进行实时沟通。这在今后十年里就能实现。
更绿色的世界
《财经》：我们还需要城镇化吗？在一个去移动互联的中心化时代，聚居似乎没有那么多必要性了。
里夫金：这方面存在正反两个因素。通过聚居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我们可以减少对地球的生态占用。另一方面，分布式物联网平台（第三次工业革命）允许我们的城镇人口少一些。城镇人口是有利因素，因为要形成创造力，我们就需要在现实中相互靠近，而不仅仅是在互联网上做虚拟邻居。但问题是一个城市是否需要2500万人？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分布式特征允许我们把城镇地区人口降到50万-300万人。这种规模的城镇地区也许是人们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更具有人文色彩的方式，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的绿色空间。
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我们面对的问题之一是我们的子女无法接触到自然。他们唯一接触自然的方式就是在屏幕上观看有关自然的纪录片。他们住在一个玻璃和混凝土组成的世界。一个实际问题是，随着一代代人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长大，由于他们没有在野外接触过自然，他们就没有敬畏感。举例来说，他们再也看不到星星。我不是在说笑话。如果看不到星星，人们就感受不到那种令人心动的惊奇景象。我和我妻子到过亚马逊地区一次，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简·古多尔，她的工作是保护灵长类动物。这些年她一直待在非洲，但她从未见过亚马逊夜空那样的景色。一天晚上我们乘着船仰望星空，看到的是一层又一层的繁星。这种景象是如此动人，以至于我们都没办法相互交谈。简·古多尔说：“就算在非洲，我也从未见到过这样的情景。”它让我们感到惊叹，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浩瀚。它让我们感觉到了一个远远大于自身而且无法理解的存在，自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样的存在让我们感到惊讶，而这种惊讶让我们得到启迪。它促使我们去思考生命到底是什么。
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当我们坐在计算机屏幕前，我们跟宇宙、自然和野外没有任何联系，也就失去了敬畏感和超凡的感觉，也体会不到包围着自己的广阔宇宙。
我们需要小一点儿的、紧凑的城镇地区，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是大片的绿色空间（欧洲就是这样）。在欧洲坐飞机时就能看到，人口稠密的城镇周围有大量绿色地带。这些较小的城镇更有层次和人文色彩。人们可以体会到临近自己的自然，可以被各种各样的生命所环绕，而不仅仅是其他人。我觉得要想以更和谐的方式居住在地球上，重新和自然建立联系是个关键。
我和我妻子在弗吉尼亚州蓝岭山附近买了块地，并把它变成了野生动物保护区，不允许人们在那里打猎。野熊的迁徙路线经过这里，还有鹿、野生火鸡、狐狸、土拨鼠等动物。由于没有猎人， 它们都在这里出现了。它属于土地保护区，因此永远也不会进行开发。对我们来说，能在那里到户外去感受野生动物——每天都感受自然是住在地球上最快乐的事之一。对于在这方面毫无体会的年轻一代，我的感觉很不好。他们只能去动物园，这很糟糕。那里就像监狱一样。
芬兰有全球最好的教育系统，世界排名第一。你知道他们是怎么上课的吗？在芬兰的学校，每上45分钟的课，学生就有15分钟时间到外面去，在野外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围绕着他们的是教室外面的自然。在美国，我们会说这是浪费时间。但这让学生们恢复了活力，成为完整的人。当他们回到教室，他们在学习上将更加专注和积极。人们都在问，芬兰怎样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系统？方法是孩子们不光生活在封闭环境中，他们还能感受到自然界的饱满。重新唤醒我们和自然的联系是一项重大任务。在中国开发新地域（比如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过程中，想一想自然环绕的小型城镇怎样让年轻人充满活力，怎样帮助今后几代人和周围的自然建立联系，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地球生物圈——这个支持所有生命形式而且不可分割的社区——的一部分。要想协调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需要去体验自然，成为它的一部分，并且找到和地球上形形色色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愉悦感。
《财经》：最后你想对中国的读者说些什么？
里夫金：我还想最后做一点儿贡献。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根本原因。地球上的生物面临的真正威胁是气候变化。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它的可怕之处。就像我妻子说的那样，人类就像睡着了一样。
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正面临第六次浩劫。这是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最重要的消息。要知道，人类还处在婴儿阶段，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年轻生物。从解剖学角度讲，现代人类有大约17.5万年的历史。而地球在4.5亿年的岁月里已经经历了五次浩劫。每次灾难都来得非常快。地球的化学性质曾发生转变，这带来了大规模物种灭绝。每次浩劫过后，地球都需要1000万年左右才能恢复生物多样性。
第六次浩劫就要到来。到本世纪末，地球上将要消失的物种最多可能达到70％。要知道，曾在地球上出现过的生命形式中，99.5％的物种都已经灭绝。我确实相信这可能是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在写《零边际成本社会》这本书时，我希望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老师都向一年级学生介绍零边际成本。它是我们减少自身生态占用的终极标准。
零边际成本意味着我们优化了自己的整体能源效率和生产率，而且在尽可能少地使用地球上的物资、资源和能源。这就是我们能以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进行生产并且可以几乎免费提供产品的原因。接下来，如果我们通过协作共有在共享经济中反复分享这些零边际成本产品（我们的汽车、住宅、工具、玩具和服装），我们就建立了循环经济。我们生产的东西都不会成为垃圾，这样我们的生态占用就会下降。如果我们在中国或者世界上其他地区使用能源互联网，几十亿人都将自行生产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可再生能源，并让我们的社会进入后碳时代，消除有害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我们使用自动运输和物流互联网，车辆将得到共享，汽车行业消耗的大量地球上的物资就可以节省下来。另外20％的车辆则可以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动或燃料电池汽车。
零边际成本社会让我们进入生态文明。我不知道有没有备用方案。我也不知道现在开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是否已经太晚。说实话，气候变化得如此之快。我曾问过那些聘请我做顾问的国家领导人：“你的计划是什么？待在20世纪吗？”
现在中国走在世界经济前列，你们必须要问：“我们要带领大家往哪里去？”我要对中国说的是，现在我们处于关乎人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必须为人类的下一阶段发展承担责任。该轮到中国了。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中国会带领我们进入生态文明吗？中国会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建立物联网平台并帮助我们建设零边际成本社会从而及时拯救地球吗？我不知道。只有中国人民知道。只有你们，你们的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孙女会知道，无论你们是否接受这个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