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增长萎靡的时期，全球各国都在尝试构思和实施刺激和维持复苏的战略。这里的关键词是战略。要想成功，决策者必须保证那些旨在开放经济、提振公共投资、加强宏观经济稳定、更依赖市场和激励机制来配置资源的措施，能相对完整的得到实施。如果只追求其中几个目标，其结果会大打折扣。

中国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1978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政策前，中国公共部门投资相对较高。但中央计划经济缺少市场激励，也基本没有参与全球经济的主要商品、投资和技术市场。结果，公共投资回报十分平庸，中国经济表现也平平无奇。

中国的经济转型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农业部门引入市场激励，随后是逐渐向全球经济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所加速。经济增长大踏步向前，公共投资回报也大幅上升，改革实施后不久，GDP年增长率就达到9％以上。

成功增长战略的关键，是确保各项政策相辅相成。比如，提振公共投资回报需要从资源配置到制度环境的诸多领域具备补充性的政策和条件。就效率而言，一揽子政策能产生更大的效果。

当然，政策组合的具体内容要根据一国的发展阶段而定。正如中国在实施全面一揽子政策后才实现了高速增长。如今挣扎于重塑可持续增长模式的发达国家发现，不全面的政策组合，只能产生缓慢复苏、低于潜力的增长和就业创造。

以欧盟和美国在危机后的表现为例。尽管两大经济体都存在问题，但美国的表现要好一些。区别不在于美国实施了以公共部门投资为核心的大规模财政刺激，也不在于美国政治效率更高。美国经济受益于两个因素：美国经济结构弹性更大、相对欧洲活力更足；美联储权力更广，实施了远比欧洲央行更激进的货币政策。

如今，欧洲将宝押在了增加公共部门的投资上，将欧盟层面资金和国家投资计划相结合，也许还会辅之以欧盟财政规则的修改。考虑到公共部门投资不足是增长萎靡的常见原因，这一步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光靠公共投资还不够。没有全面的结构改革鼓励私人投资和创新，公共投资计划对增长的影响将微乎其微。相反，债务融资的公共投资能产生短期刺激，但其代价是损害长期财政稳定。

问题在于结构改革是出了名的难以实施。首先，它们面临来自输家的政治阻力，这些输家包括得到现有僵化结构保护的公司和部门。此外，为了确保这些改革最终能让所有人受益，必须有强大的信任文化以及防止更灵活的安排导致滥用的决心。最后，结构改革需要时间。欧元区尤其如此。欧元区成员国在加入共同货币区时，放弃了加速结构改革的关键工具——调整汇率。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最近指出，因为单个欧盟国家拖累增长的政策存在消极外部效应，也许各国不应在某些政策领域掌握绝对控制权。你也许会质疑德拉吉的建议是否具有政治可行性。即使答案是肯定的，也还有必要性问题。所有经济体都有次结构，这些次结构的经济生产率、增长和活力彼此大不相同。

也许一部分答案在于防止次结构——就欧盟而言，次结构即该组织成员国——在改革方面功亏一篑。但集中也有代价。鉴于押宝政策趋同有其内在风险，劳动力流动性能成为调整的关键工具。目前的情况是，欧盟的劳动力流动性并不完美。但随着语言培训和里斯本战略等政策的实施，流动性能得到强化。

但增强劳动力流动性并非万灵丹。与增长战略的其他所有要素一样，相辅相成是实现成功的唯一办法。不尽人意的增长或许比什么都没有强，但只实行一半战略举措，无法获得一半的预期效果。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