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过多指望反应迟钝的西方

此刻，

这个世界看上去异常难以管理

“秩序！秩序！”在每周三英国下议院首相问答的吵闹声中，都会响起议长那单薄、如同窒息般的呼声。这种焦急的呼声很少能够成功地让议员们长时间地回归理性辩论。外交政策专家们一直呼吁某种他们称为“世界秩序”的东西，却也遭遇了相同的结局。他们担心，国际秩序正在土崩瓦解。无论是中东的乱局，俄罗斯对乌克兰部分领土的攫取，中国在其广袤沿海水域上的强硬姿态，还是埃博拉在西非的肆虐，世界秩序正在分崩离析。2015年，有关秩序的呼声将得到部分回应，但就像议长徒劳地维持秩序时那样，混乱总是接踵而至，挥之不去。

此刻，这个世界看上去异常难以管理。民众受够了治理他们的精英：乌克兰人奋起反抗疯狂窃取国家财产的公职人员，香港学生占领了中环，欧洲的民粹主义者，比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和英国的独立党，正在谋划推翻布鲁塞尔的技术官僚。“伊斯兰国”的圣战分子威胁在中东甚至更大范围内制造混乱。

在民主国家政府表现得软弱优柔的同时，威权国家政府正忙着逮捕反对者、钳制媒体言论和入侵邻国。当声音沙哑的老一辈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写下一本名为《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书、警告“混乱威胁”之时，你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在对这些事态发展作出回应时，全球面临的困难部分在于：对于各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能有所作为的期望，远远超过实际可行的范围。苏联解体后，美国霸权失去了约束。美国没有宣告胜利然后打道回府，相反，它在全球进行了更深入的渗透。有一段时间，干预似乎仅仅取决于美国有没有意愿和精明的政策。但过去十年证明这种看法十分天真。世界乱成了一团。如人们所言，政治上的胜利并不是达到完美，而是从失败走向失败的同时，却热忱依旧。

看到光明的一面

有了更切实际的期望，乐观主义者可以指出在2015年期待情况改善的三个理由。首先，民主国家确实需要时间对新的威胁和危险作出反应，而一旦它们有了反应，它们通常会信守对新政策的承诺。全球在严肃对待埃博拉上的迟缓太令人失望，而且在这种疾病得到控制之前，可能会有数万人丧生。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作乱之后，欧洲迟迟不对其施加制裁，这同样令人失望。但现在这些悲剧终于被列入议事日程，各国政府也正在采取行动。

减轻悲观的第二个理由是适应。在1945年后的欧洲，德国总是支持与苏联接触，但现在，重新强硬起来的德国开始把俄罗斯视作威胁。同样，在2015年中国和日本将开始搁置分歧。并不是因为它们之中有谁愿意在围绕东海几座岩岛的长期领土争议中让步，而是因为双方都需要持续的相互贸易与投资以提振经济。

第三个理由与美国有关。专家们一直对奥巴马不满，一些人认为这位美国总统软弱而漫不经心，另一些人认为美国正走向衰落。

这些批评歪曲了奥巴马的想法，并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美国权力的丧失。这位曾下令特种部队进入巴基斯坦捉拿本·拉登的总统并不是失败主义者，执行上述任务的军队也并没有突然间变得软弱。但在过去几年，奥巴马提出，美国不能单独充当世界警察：受益于“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国家，享受着开放贸易和法治（不论多么不完善）的国家，以及基本赞同西方人权观点的国家，都有责任帮助美国维持秩序。

从理性分析上讲，这种观点颇有道理。但从政治上讲，它失败了。当奥巴马大谈美国实力的局限性时，美国人听到的是失败主义，美国的盟友察觉到美国在对他们的安全承诺上有所动摇，而美国在莫斯科和北京的对手则嗅到了机会。

奥巴马应吸取的教训是，外交政策不容真空，因此他必须承担领导者的角色。他在中东也正开始这样做，组成了一个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尽管即使在这时，他也明显不愿意动用特种部队来发现目标和训练伊拉克军队及叙利亚民兵，从而削弱了整场使命。建立联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奥巴马应该改变他在过去两年的言论：美国不是在自己退却时要求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而是在它投身解决全球问题之际。

其他国家应吸取的教训则更为沉重。欧洲沉溺于欧盟停滞不前的心理剧。许多较大的新兴国家，比如印度、巴西和南非，既坐享山姆大叔的劳动成果，又嘲笑后者，即使只是因为他们将这个全球超级大国的式微看作对自身地区影响力的提振，但这种责任推诿和地区野心的交织极具破坏性。当全球经济和政治合作遭到破坏——不论是因为战争、传染病还是仅仅因为忽视——所有这些国家都会同样受损。要想指望2015年出现重大改善，美国必须得到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