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筹建的亚投行引起了各方关注。3月31日是亚投行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截至3月31日，提出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总数已达50个，其中30个国家已成为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筹建迈出实质性步伐。

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资50％，为最大股东。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一员，中国正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承担更多责任，亚投行就是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但是，亦有声音质疑，中国是在现有多边国际机构之外“另起炉灶”，挑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的疑问，也时时伴随着中国成长的每一步。

近日，《财经》联合《杨澜访谈录》专访了前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两位谙熟国际金融机构运作经验并对中国经济有深入体察的经济学家均认为，亚投行不以减贫为主要目标，而是要投资准商业性的基础设施，以实现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为目的，这一目的与世行和IMF乃至亚行的定位并不相同。具体到中国经济而言，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在投资领域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的经验，将不但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而且会为亚投行未来的运行提供切实的经验。

两位经济学家亦认为，中国还并没有能力建立新的体系，亚投行将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它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不是颠覆。

中国经济发展有迹可循

《财经》：1994年的时候，林教授曾经写过《中国的奇迹》一书，当时预测到2015年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结果2015年根据IMF的报告是达到了，你觉得这是凑巧吗？

林毅夫：当时我判断，中国应该可以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按照这个增长率以及经济发展的本质特性，我推断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可以超过美国。当时大家都认为不可能。但比较幸运的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果然就像我当时预期的那样。

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已经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也多半是自己发明。发明成功当然一本万利，但绝大多数的发明是失败的，成本很高。所以从过去100多年的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就在2.5％到3％之间。发展中国家同样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但是有很多别人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参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经懂得去利用后发优势来发展经济。

《财经》：中国还面临一个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调整的问题。

林毅夫：我们现在是中等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高收入国家以服务业为主，但是中等发展阶段国家一定以制造业为主。不管是现在的发达国家，或者是新的工业化、高收入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这个过程。制造业相对于农业、服务业而言，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高，所以环境的压力必然大。但转变需要过程。

《财经》：朱民先生，从你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经济运行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朱民：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把速度降下来。现在中国发展的主要方向还是继续不断的调结构。产业更新、提升技术水平、走向下一个产业阶段。推消费的时候你得想怎样增加就业，怎样增加社会未来的保险，使人能够消费。一系列政策挑战巨大。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个挑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财经》：你能看到它在这种转变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这种成长的阵痛吗？

朱民：举个例子，房地产。中国现有房地产的价格和空置率都过高，要把这两个过高降下来很不容易。另外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增长大概3％左右，占中国投资总比例的26.8％。而房地产投资一旦降下来，影响中国GDP增长大概1.5－1.8个百分点。但是房地产不降是不行的。现在累计的空置率是11亿平方米。所以必须要把11亿平方米的空置的给消化掉。

去年房地产业投资开始下降，开工率开始下降，销售还是很高。我们估计这个调整的过程还得至少两到三年。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两到三年里，房地产因为投资减少，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会相应的减少1.5％，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事情表明,调整结构和软着陆是一个艰巨的、痛苦的，但又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能减

《财经》：过去一些年，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做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现在看起来效率不够高、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所以有学者提出我们现在要做更多消费拉动的产业。林毅夫教授您却在此时提出，在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政府还是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

林毅夫：从2008年以后，政府投资的四万亿中做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根据一些研究，在这段时间里投资的回报率是下降的。有一些学者就因此认为，政府投资效率比较低，所以政府就不应该投资。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看法。要以消费拉动经济，就是消费要不断增长，才能拉动经济。消费增长的前提是什吗？应该是收入不断增长。那怎么样收入不断增长？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都要投资。它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实际上我认为，投资拉动仍然是过去三十几年发展这么快的一个法宝。而且也会是我们未来继续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或者是我们到了发达国家的阶段以后，收入想要继续提高的法宝。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更均衡地看待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中有很多是社会回报，并不在项目里面。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如果我们把道路改善，拥堵的时间少了，企业的成本不就下降了？企业获益，但是不在基础设施的项目的回报里，所以会低估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回报。

《财经》：我想可能有一些学者的观点，主要并不是在争论这时候的投资拉动是不是需要，而是说在决策机制和实施过程当中，有很多不透明、腐败。而且国家的投资挤占了一些市场份额，所谓国进民退的这样一种状况，对于完整的市场机制是有损害的。

林毅夫：我们基础设施的投资里面，确实发现了不少腐败的情形。但是你只要全世界跑一跑会发现，中国的高速公路质量是全世界最高的。我并不是说腐败不应该治，腐败一定要治理。但也不能说这些项目可能有腐败，就不去做。因为如果不做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中国很可能跟印度、拉丁美洲一样，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不好；第二，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下行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整个经济发展的情况更糟。

《财经》：你对于中国经济增长7％的速度还是相当乐观的，同时也提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依然有每年8％左右的增长潜力。但是也有的学者提出说您没有充分的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的因素，这样的因素起码要让经济的增速慢1到2个百分点。

林毅夫：人口老龄化的含义是什么？是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应对的方式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中国目前的退休年龄在全世界可能是最年轻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退休年龄往后延一两年，缓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的减少。第二点，对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不是劳动力的数量，而是质量。这些年教育水平提高了那么多，劳动力的质量提高非常多。因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用这两个政策基本上就可以对冲掉。甚至我们要是算有效的劳动力供给的话，应该还是在增加的。

《财经》：所以这个7％的数字，你觉得是在未来的20年当中完全可以保障的？

林毅夫：一是我们产业升级的空间比较大，我们现在还是中低端的，可以升级到中高端。二是我们基础设施继续完善的空间也挺大的。中国政府积累的负债，总体占比40％多一点，不到50％，在全世界是最低的水平之一。还有储蓄50％，3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的财政还可以再增加一点，财政刺激的空间还挺大，可以用财政的钱，来撬动民间的钱还有外汇储备。

《财经》：林教授大概也是最早提出来“一路一带”这样的理念的，被称为所谓新的马歇尔计划的人之一。当时你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判断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林毅夫： 2008年金融危机突然间爆发，我在世行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必须考虑怎么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帮助全球经济走出这场危机。当时很多人认为，花失业救济就好了。但是我判断这一场危机会是一个长期的危机。长期的危机你花失业救济会出现什么情景，政府支出要增加很多，但是财政税收是在减少的，负担会增加得非常快。这种状况之下应该想出一个替代方案，短期能够创造就业，长期能够增加生产力，最主要的就是基础设施。

过去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给三个政策建议，一个是进行结构调整，第二个是货币贬值，第三个就是给贷款。但是这些措施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不适用，因为它是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就非常需要找一个替代货币贬值，能够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方案。我觉得基础设施是最好的。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了，它们投资的空间少，可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基础设施的瓶颈。在这种状况之下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设施，也会给发达国家创造需求，那它的作用就相当于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我们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基本的道理来讲是一样的。我不敢说我当时的提议是“一带一路”的倡议推动者，但是我想“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为什么得到那么多的欢迎，可能跟我前面讲的这个道理有关。

亚投行与国际金融体系互补

《财经》：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最近承受了不少猜测和压力。其中之一是，美国对亚投行的态度。

林毅夫：美国当时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是什么？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它们成立的目标不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吗？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到处都是瓶颈。以亚洲来讲，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亚洲从2010年到2020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有8万亿之多，平均每年8000亿，而世行跟亚洲开发银行满足了5％的需求都不到，有巨大缺口。所以如果美国是真心希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话，现在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增加新的资金的来源，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基础设施的瓶颈，让它们发展得更好，美国应该欢迎。

《财经》：但随着西方国家作为创始会员的不断加入。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相当的暧昧。朱民先生，你认为美国有理由为此感到不安吗？

朱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生逢其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体全球经济增长偏弱，原因一个方面就是总供给不够，基础设施投资不够。我们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做这件事。亚投行的出现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都是个好事。

亚投行有一个很好的开端，不但是亚洲的国家，而且欧洲的国家也开始纷纷说要加入，这就使得这个组织的国际性不断加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觉得当然不会落后于整个形势的变化。

《财经》：你预计它会很快参加吗？

朱民：我想在这个过程中的协商、沟通可能有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财经》：这个时候我们就听到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非常乐观的看法是，亚投行在挑战旧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也有一些声音说，亚投行的出现其实只是对旧有的金融秩序的一种补充而不是颠覆？

朱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来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没有世界银行，是因为“二战”打仗，各国才意识到维持经济金融的稳定是一个大事，布雷顿森林体系才慢慢完善。到今天这个世界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兴经济不断的发展。亚洲是世界上经济增长主要的火车头，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亚洲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也十分巨大。在此情况下，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机构应运而生，我觉得这很正常。

《财经》：但是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呢，还是一种补充性的变化？

朱民：从现在亚投行的角度来说，亚投行对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具有互补性。例如IMF不做项目，不修桥，也不建路。但是我们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很重要的，我们做基础设施的投融资的体制的改革。所以IMF与亚投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合作。

《财经》：这个是你个人的意见呢，还是整个IMF机构的一种共识？

朱民：我觉得IMF对亚投行持积极的正面的态度。

《财经》：由于IMF成立之初的一个治理结构和股份结构，导致它在相当程度上要听命于美国。对于这样一种制约，IMF是否想做些改变？

朱民：1944年IMF刚刚成立的时候，美国GDP占全球工业产出的46％，美国黄金储备占全球黄金储备的70％，美国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当时是巨大的。所以在制定股权结构时，美国定了它的股权占17％，而且决定超过15％的国家就有否决权。历史在不断的进化，今天按照GDP衡量的话，新兴经济国家已经超过了50％。所以我们成立了新的信用机制。在这个信用机制里，新兴经济国家在一起超过了10％。它制定了一个新的规则，否决权是10％。所以如果新兴经济国家联合起来否决对这个信用额度的使用，就具有否决权。这是一个巨大的、在70年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机制变化。这也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在治理机制的层面上有了很大的发言权。

（资料提供：《杨澜访谈录》节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