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去世引发的多角度多侧面回应，除了取决于评论者自身所处的政治光谱定位之外，还折射出大中华叙事本身的丰富内涵和历史流变，而评论之多端且分歧，也表明寻觅新时期主流大中华叙事之不易。

有媒体统计，不考虑民间舆论，中国官媒本身对于李光耀的评价也经历了几番变化。这其中不仅仅涉及中新两国间关系的亲疏起伏，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太政经大格局和大气候，既有现实利益的考量，也有历史的恩怨，而共同的大中华背景则作为或强或弱的背景色始终挥之难去。

有论者将东南亚华人比作欧洲的犹太人，由此延展将新加坡比作亚洲版的以色列。二者的异同足以说明大中华叙事的尴尬暧昧之处。

从去国离乡面临种种逆境，到终以勤劳勇毅获得种种成就，而又始终面临寄居国原住民社区敌意这几点而言，海外华人和欧洲犹太人命运确实差强仿佛，而他们营造跨国网络的能力也被赋予了几乎同样的敬畏和嫉恨。不过，与饱受丧国之痛的犹太人族群相比，海外华人社群还是心向母国，牵连故土，只不过有时被一意维稳的颟顸统治者目为化外之民。这种母国虽在但往往无以凭恃的情状也是一个令海外华人社群长期感到纠结的一个议题。

此外，就原住民社区敌意而言，犹太人更多是因为当地统治阶层的故意挑拨以转移社会矛盾，而对于海外华人而言，于此之外则又多了层殖民者的利用与操弄，因此在“二战”前后欧美在亚洲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之际，更面临寄居国“迟到的民族主义者”的冲击。无论是“二战”中日本暂时取代欧美殖民者成为统治者之时，还是欧美殖民者战后去留两彷徨之际，华人社群屡屡成为族群政治的牺牲品。

尽管身处险境面临种种不利局面，海外华人社群依然为祖国的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于抗战建国抱以巨大的期许，不少海外华人也做好了战后归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准备。后来由于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大格局形成，海外华人社群在因政见不同面临分裂之余，还被迫放弃双重国籍身份，选择加入在地国国籍。然而由于种种历史上的格龃龉、国际冷战因素、意识形态和文化猜忌以及地缘政治考量等，海外华人社群的融合之路远非顺畅，甚至不乏血泪故事。而新马先合后分，新加坡被迫独立后刻意彰显“去中华立场”，与以色列以犹太文化再生之地自居恰成反衬，台海两岸兄弟阋墙兵戎相见，香港依然暌违祖国怀抱等等，无不给战后大中华叙事蒙上了一层悲怆的意味。

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际冷战格局的缓和，中国大陆启动改革开放，大中华叙事进入了新的篇章，如今回头看去也是近百年来最为和谐的一章。由“亚洲四小龙”中的佼佼者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华人经济体组成的“海洋中国”与中国大陆间淡化意识形态分歧，发扬光大共同的“文化中国”传承和历史纽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生福祉为皈依，共同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奇迹”。“海洋中国”通过巨大资本的挹注、大量专才的派驻和对国际市场的联通，对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反过来“海洋中国”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分享了中国大陆的发展红利。

当其时也，发展、融合和共赢成为大中华圈主流叙事的关键词。中国大陆的民众对在海外开枝散叶的大中华圈经济体的繁荣昌盛深感骄傲，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大中华圈经济体的民众也对中国大陆的欣欣向荣充满自豪。正是此一大中华圈主流叙事保障了香港历经波澜平稳回归大陆并顺利实施一国两制，也使台海两岸在迭遇风高浪急的险恶情势下终得避免手足相残，并在经济领域内相濡以沫，渐行渐近。中国大陆的发展也为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注入了巨大的动力，而与东盟日益加深的经贸联系也令拥有得天独厚“中华背景”的新加坡获益良多。新加坡成为人民币海外三大离岸中心之一即为明证。

当然，毋庸讳言，近年来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和与之相伴的利益格局的重组，大中华圈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而由于出发点不同兼以阶段性重点的差异，相关各方对现代民主政治探索客观上的不同步，也无形中加大了彼此调适的难度。此外，中国大陆的日益崛起对亚太既有地缘政治格局的触动，也给各相关政治经济体隐隐带来了“选边站”的压力，这其中新加坡的态度就颇为耐人寻味。

李光耀去世所引发的种种评论，的确折射出当下大中华叙事中不那么和谐及不太确定的一面，比如如何进一步整合经济利益，如何更包容彼此的政制发展等。大中华叙事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乏挑战，亦充满契机。如果能够成功应对此一挑战，重构新时期大中华主流叙事，改善大中华区社会和政经领域的语言生态，在此过程中化解歧见，求同存异，觅得大中华圈愿景共识的最大化，并惠及亚太及全球政经发展，则必将为中国之和平崛起增添巨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