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我卧病在床，哪怕我已经入土，只要我觉得新加坡有什么不妥，我就会站起来。”蒙李光耀庇佑50年的新加坡，在告别建国总理后，命运开始走向转折。尽管这一话题并非新鲜——自1990年李光耀卸任总理，特别是2011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全国大选中得票首次令人大跌眼镜后，问题就已出现：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还是原来的新加坡吗？倘若有变局，作为“亚洲价值”的代表国家，新加坡又将如何影响亚洲经济格局？

李光耀去世后，来自新加坡学者和国际媒体的评论， 除了对他人生成就的盛赞，也表达了对新加坡平静外表下涌动的暗流的担忧。来自人口与经济结构的问题与政治管治方面的挑战都将是现任总理李显龙及其继任者无法回避的课题。

我们是谁

在李光耀眼中，人口不仅是一个数字，而是新加坡重要的战略资源。在他的回忆录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中，谈到新加坡与香港的比较时，李光耀略带悲情地说道：与背靠中国大陆的香港相比，新加坡唯一拥有的就是人口资源。

这一重要战略资源如今成了摆在新加坡面前的一大难题。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新加坡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国民生育意愿下降。据新加坡政府统计，2014年新加坡女性平均生育人数为1.25，这一勉强保持人口可持续水平的数字还比过去几年略有回升。李光耀生前多次就人口问题“得罪”青年：他批评新加坡男性不愿与高学历女性成婚、规劝女博士以嫁人为先等，一度导致行动党得票下跌。

为保持经济增长与国家的延续，新加坡人不得不为低生育率买单——引进外国人才与劳动力。与其他需要外劳的国家一样，新加坡也面临外劳问题：一方面是从东南亚和南亚几国引进的国外劳动力在融入新加坡时对现有法治秩序形成的挑战，如2013年底发生在新加坡小印度的外籍劳工骚乱；一方面是本地人才目睹大量国外精英占据高收入职位造成的心理失衡。

2013年底的小印度骚乱被国外媒体称为是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二起暴乱，是1969年“种族暴动后40余年内的首宗暴乱”。这次骚乱引发了新加坡全国上下对外劳政策的反思，引进外劳政策进一步收紧，包括对已经拿到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国公民在申请政府组屋方面的限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希望以此博得已呈下滑态势的民意支持。

从国际经验来看，即使新加坡推出更具有吸引力的鼓励生育政策，低生育率甚至负生育率的趋势也不易改变，缓解人口困境对经济的影响，更可能的方式是改变经济结构。目前外劳主要从事服务行业、建筑业等领域，未来新加坡向更加智能的经济方向转变，对外劳的需求将会缓解，但这是长期结果，短期内仍将经历转型中的阵痛。

但对这个国家来说，与外劳带来的房价上涨、公共交通拥挤、社会秩序受到挑战等问题相比，更根本的问题是：未来的新加坡还会不会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目前新加坡公民仅占全国人口的六成，随着老龄化趋势加深与生育率的持续低迷，未来的新加坡人口主体是否会被外劳等新移民占领。若如此，新加坡长期以来恪守的价值观是否会“变味”？新加坡面临身份认同危机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管治遭遇挑战

新加坡媒体人李慧敏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小学英文教科书中，读到一篇“Father Knows Best”：一个很想出海的小男孩被父亲劝阻，后来他的同伴出海， 果然遇到了恶劣天气，这时他明白了这个道理——“爸爸最清楚”。

“爸爸最清楚”被一些新加坡人用来形容李光耀的家长式作风：李光耀相信精英治国，平庸人士只需要听从政策，这也决定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虽然参选，却并不刻意讨好、迎合选民的竞选风格。

如今新加坡的世界形象是分裂的：在部分人眼中，它是花园城市，象征着文明、秩序、法治、高效、廉洁；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它缺少自由的气息：鞭刑、三思而后言。自从被迫独立后，忧患意识没有一刻不萦绕李光耀心头，李对华人文化的复杂情感认识也塑造了他的治国方式——他认为，“西式民主”未必适用于新加坡华人，华人只能用家长式的风格被统治。

在新加坡，挑战总理家长式的权威往往要付出代价。如新华网2014年5月29日报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过律师发函，宣布对新加坡博客写手鄞义林涉嫌诽谤提出起诉。事实上，李显龙延续了他的父亲李光耀面对异见言论的应对思维：起诉，通过法律形式解决问题。

在李光耀执政的传统媒体时代，上述方式达到了一定时期内巩固新加坡竞争性威权政治的结果；在网络与社交媒体统治民间声音的今日，新加坡的家长式管治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交媒体极大便利了本地青年的动员活动，在去年新加坡民间抗议养老金管理不透明议题上，政府扎实领教了社交媒体的威力——Facebook专页统计将有逾千人参加在芳林公园的抗议行动，结果出席人数远远超出这一数字。

新加坡为居民提供被称为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条龙政策服务，建国一代的老新加坡人因见证过李光耀带领国人筚路蓝缕而对李式统治充满感激，但这并不适用于新加坡的年轻人。年轻一代通过Facebook看到邻国马来西亚的反对党抗争运动，看到香港与台湾青年学生的互动，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震动。对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衣食足而知荣辱”，对自由的渴望成为优先考虑事项，挑战权威变成一种可能。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尽管新加坡保证了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但国内贫富差距悬殊也是不争的事实。据官方数据，2014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达到0.464，超过联合国的警戒线标准。过去被一些国家追捧的“高薪养廉”也遭到质疑：民间有声音认为新加坡政府官员、特别是高官收入过高，国家财政部拥有100％股权的淡马锡控股操作不够公开透明等，均令民间不满情绪上升。

强势李光耀的离去让人们对新加坡未来能否保持目前的稳定而担心。2013年新加坡榜鹅东选区补选中，反对党34岁的工人党候选人李丽连以近11％的领先票优势获胜，这一领先率远超投票前的多方预计。考虑到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已失去六个席位，未来行动党与反对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性格中缺少父亲强势风范的李显龙，能否在稳定行动党内部局面的同时也成功应对来自反对党的挑战尚不得而知，新加坡政局出现变数的更大可能性将在李显龙之后出现：倘若选票期待新加坡“变天”，转变是否会和平进行，还是会出现意外乱局？这些都是新加坡在中长期存在的潜在政治风险。

区域内优势地位面临考验

李光耀逝世后，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发表对李光耀的盖棺之论：“小国巨人”。

从新加坡的国家体量来说，“小国”之谓恰如其分。但小国也可以发挥国际政治大作用。李光耀在回忆录里曾表示，邓小平受到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区经济迅速腾飞的启发，决计放弃计划经济，另辟蹊径，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则受到来自日本的影响。可见在东亚经济格局中，新加坡不仅是地缘上的马六甲要道，也是对地区经济发展有启迪作用的国家。

自去年香港局势变动，意属亚洲的国际企业开始对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前途进行重新比较与评估。与新加坡相比，香港仍占有中国庞大的市场腹地优势，且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扩大，香港作为经济和金融窗口的地位会更加稳固。尽管上海与深圳正在建设自贸区，试图超越香港，至少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一周年内，从来自企业的表现看到香港仍然具有短时期内不可替代的吸引力。

在前文所述的种种挑战面前，新加坡政府意识到管治思路必须改变，相信短时期内新加坡国内仍可保持稳定，长期稳定则不易实现。要注意的是，新加坡的改变不会立即发生。与香港相比，新加坡经济对某国的单一依赖程度较低，邻国马来西亚、印尼，东亚的中日韩三国、美国、欧盟都在新加坡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这得益于李光耀早年的战略布局。未来能够刺激新加坡经济的区域在东盟内部。新加坡的发达程度在东盟“鹤立鸡群”，过去东盟其他国家为新加坡提供的经济活力程度有限，但这正是新加坡的机遇。随着东盟经济一体化有望在今年落实，新加坡可为邻国提供更多的经济与环境公共品，如已经实施的区域空气污染物检测系统；东盟作为新加坡的经济腹地，发展程度有所提升，最终有益于新加坡的经济增长。

不过，经济增长不但具有竞争性而且具有全球竞争性，现在新加坡作为东盟地区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正在下降，从长远来看，它在经济上的前进步伐还会进一步逐渐放缓，这是全球性增长竞争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未来的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都将可能大有作为。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期间，确定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的意向，2015年1月起正式设立。海外人民币清算行被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东盟内原本只有新加坡一国。吉隆坡的异军突起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个警示讯号。此外，随着中泰铁路项目的开展，未来曼谷与昆明可望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地区中心双城，新加坡在东盟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优势将部分消解，随之变动的将会是新加坡作为国际城市的外资和人才吸引力。一个没有了李光耀的新加坡能否安然应对未来的变动，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陈功为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张倩烨为马来西亚安邦研究中心信息部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