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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5-04-07 15:27:04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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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路遥,谜一样的路遥

路遥在去世前几年,就已经生肝病了,肝硬化肝腹水。他找了个老中医,偷偷吃药,不让社会知道他有病,不愿示弱。1991年8月,他把省作协的房子装修好了以后,在地板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去延安。一下火车,人腿一软就坐到地上起不来了。于是到延安地区医院去住院。

医院二楼的楼梯底下,有个不规则的小房子,大约有5平方米。路遥就住在那里。我去看他,我说,你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有了病,怕人知道,这想法真可笑。路遥说他脑子已经乱了,失去判断了,想等四弟“猴蛮”来给他出主意。我说你要相信科学,现在赶快回西安,去北京,请专家。

那天我和路遥谈了很多话,主要是叙述过去的友情。他说了几句重要的话,这话是说:疾病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天下人都是朋友!我十分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有向过去他伤过的人道歉的意思,包括向我。这么一个骄傲的人,强势的人,这一刻说这话,叫我感动。路遥去世后,我在悼念文章《扶路遥上山》中将路遥这话说给所有的人。

后来在西安西京医院住院期间,11月15日,我去看他。路遥在里间,我在外间,医生说路遥不能说话,让我给写条子,我于是在医生给的处方笺上写了一段话:路遥兄,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不会被疾病打倒,你一定能跨过这个门槛的!所有的朋友都为你祈祷!那次听医生说,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了,回头了,谁知道三天以后,1992年11月17日中午,路遥去世。

路遥去世后,十周年时在陕师大举行纪念会,十五周年时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会,我都去参加,并代表陕西文艺界讲话。我在讲话中说,路遥是新时期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他的《人生》,他的《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为经典,成为大学和军营阅览室中借阅最多的小说。他的创作经历,奋斗经历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一个标志,给后来的陕北儿女以感召。

路遥去世20周年前夕,家乡清涧县在他老屋的门口建了一个纪念馆,我去参加开馆仪式。聚餐时,路遥的女儿喊着“高叔叔”过来给我敬酒,我对着孱弱的孩子在那一刻百感交集,流下了眼泪。我对孩子说,叔叔领着你,给那些帮助过你父亲的人敬个酒。这样领着孩子走了一圈。我还对明明说,路遥希望你长大后当一个女子足球运动员,他喜欢足球,他常说: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与这个城市喜欢足球的人数成正比。他还说,如果他是个足球运动员的话,即便腿被踢断了,那么连球带腿一块往门里踢。

路遥个头不高,大约一米六六吧!圆脸,褐色的眼睛很小,经常眯着,后来给眼睛上架了个宽腿的眼镜。鼻孔、耳朵有毛发长出,罗圈腿,是内罗圈,所以脚下那双廉价的皮鞋老是底朝里翻着。住旅社时,用卫生纸蘸些水管里的水擦一擦。走起路来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高的那个在前头戳着,低的那个在后面拖着,后面的肩膀上,常挎着个大包。他写完《人生》,大包里装着一大摞手稿,就这样一闪一闪向朋友走来。

他的相貌是典型的匈奴人特征。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曾经到帐篷里为阿提拉大帝治病。他在书中说,阿提拉短个子,褐色的圆脸,鼻梁有些塌,眼睛很小,好像怕光一样的眯着。罗圈腿,是因为骑马太多的缘故。当他站在地面上的时候,与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而当他一旦跨上马背,与马结为一个战斗单位以后,他雄踞多瑙河,眯起的眼,随时准备把欧罗巴大陆鲸吞入腹,那情形令人恐惧。

所有的批评家们在分析路遥的作品,分析路遥人格的优点和缺点时,都没有谈到陕北地域文化对他的决定性影响。陕北是一个多民族长期混居的地方。路遥后来虽然来到西安,在这里居住了十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能融入这个四方城中去。他对我说,他总是担心,担心晚上睡着以后被人抬着扔出城去。

路遥有着苦难的童年,他的类似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式的性格,他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那种小人物不安于卑微和贫贱,渴望飞得更高的主题,都与苦难的童年有关。六岁或者七岁那年,他被父亲带着,从清涧老家讨饭吃走了五十里,顺秀延河走到伯父家。父亲要走了,哄他说,你先在这待着,等秋庄稼收下后,我来接你。路遥那时候已经明白,他被过继给伯父了,但是没有把这说穿。路遥送父亲,送了很远。夕阳凄凉地照耀着这一块饥饿的高原。路遥对我说,他一直看着父亲佝偻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弯腰处,被连绵的山头挡住了,才嚎啕大哭起来,抹着泪往回走。

后来上小学时,一天晚自习前课外活动,操场里满是人。一位小干部的子弟,他的书包里总揣着一个白馍馍。那天他在操场上吃,路遥在旁边眼馋地看着。“王卫国同学你想吃吗?你趴在地上学一声狗叫,我给你喂一块!”那同学说。路遥于是趴在地上,学一声狗叫,用嘴去接一块馍。上晚自习的铃声响起,同学们都离开了操场去教室,只有路遥没有离开,他饿着肚子,佝偻着腰望着夜空,因为他听政治老师说,今天晚上有个叫加加林的苏联少校,要驾着飞船去登月球,他将从陕北高原的夜空中飞过。这个半大孩子,热泪涟涟地望着夜空。许多年以后,他把他的一部名叫《人生》的作品的主人公叫做“高加林”。

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写作情况,我是知道一些的。路遥的四弟叫“猴蛮”,在清涧老家,他出生下来还一直没有见过路遥。他给路遥写了封信,让给找个工作。路遥给回了信,让他到延安来等他。后来路遥回延安,先到报社找我(我那个时期在延安日报做文艺副刊编辑),我说“猴蛮”我见过,好像在东郊延安大桥头农民工市场,披着烂棉袄躺在那里等人叫,现在,听说在给西沟一户圈窑的人家往半山上背石头。我是听文联的陈泽顺说的,因为“猴蛮”有时晚上会到他家看一阵电视。于是路遥又到文联找泽顺,然后到西沟满沟去找。

半山上有一户人家,三口石窑已经快圈好了。一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颤巍巍地正往山上背石头,路遥喊了一声“猴蛮”,那后生停下来,从背上放下石头,应了一声。路遥疯了一样一扑蹿上山去,抱住“猴蛮”,“我亲爱的弟弟呀!”两个从出生就没有见过面的兄弟,抱头痛哭。

后来在延安饭店五楼,开了个房间。“猴蛮”开始讲他的苦难经历。讲了三天三夜,兄弟俩哭成一团。三天三夜后,路遥作出个决定,要将“猴蛮”的故事写成小说。他还给弟弟取了个新名字,叫“王天乐”。然后,甘泉县文化馆的张来接他,他到甘泉县宾馆。记得走的时候,我把我的两条烟给他带上做干粮,他说:“抽好烟,写好小说!”

两个月以后,他坐长途车从甘泉县回到延安,一下车就来找我,如前所述,背上背着一大包《人生》的手稿。他的脸整个的瘦了一圈,走起路来罗圈腿有点踉跄。他说,“中国文坛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路遥的《人生》写出来了!”他还说,小说要拿去冲击全国中篇小说奖,长篇的字数是13万字以上,我本来还可以往长写,不写了,只写12.8万字,这样算是中篇,好用来评奖。

路遥背着《人生》手稿,住进延安宾馆,那天晚上,他彻夜未眠,像一个农民收获了一料好庄稼一样兴奋。那天晚上延安城布满了月光,我和“猴蛮”陪着他,从北关走到南关,又从南关走到北关,走了好几个来回。直到凌晨3点多才回到宾馆。那天晚上他说了很多的话,说的最多的是他的初恋。她是一个在延川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路遥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后,在北京,一个女的把电话打到他的房间,路遥问你是谁,电话中说是你的一位陌生的老朋友,路遥说你再不说名字我就挂断电话了,电话中说你站到窗台边上往下看,马路对面有一个穿红风衣的女子,那就是我。路遥说他往下一看,顿时脑子就爆炸了。他扔下电话向楼下跑去。后来他说他想不明白马路上有那么多的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轧死他。

路遥给我说,那女的后来嫁给了一名海军军官。她曾经多次到西安来过,站在街道上望着路遥家五楼的那个阳台。听人说哪个阳台上没有花就是路遥家。——我至今还不明白,路遥这一晚上的话中,是臆想的成分多一点呢还是真实的成分多一些。

这里顺便说说路遥家庭的情况。这话不好说,但还是想在这里说一说。我始终觉得路遥的妻子是一个好女人,路遥的作品几次获奖都离不开她的帮助。路遥去世后,很多媒体包括传记作者采访我,要我谈谈路遥的家庭,我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不管怎么抬高路遥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不准伤害林达。一个天才的出现,对社会来说是大幸,对家人来说倒是未必。夫妻之间的事情外边人很难说清。我还说这不光是我的意见,也是作协大院里前辈作家们的意见。

顺便再说一件事情,有个朋友要设立一个路遥奖,找过我几次,我对他说,这事不是我们不支持,而是该奖没有得到路遥女儿的认可,你叫我们见了孩子怎么说?假如有一天孩子认可了,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

《人生》出版后,路遥拿着中青社的版本来找我,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一不小心用了你的诗,你该不会告我侵权吧?他翻到那一页,是我的那首《秋日断想》九节中的一节——你是一只生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兰天,哪一块土地适宜你生存,你就把那里当作家园。路遥说我已经想好了,假如你要告我,我就说这是黄亚萍抄了著名诗人高建群的诗送给高加林的,和我路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听后笑了,我说我的几句歪诗能上你的大作是荣幸啊,咱以后不说这事了。

路遥对“人生”这个名字不满意,却又苦于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字。《人生》中高加林这个名字,如前所述,得于前苏联航天员加加林少校。里面的故事原型是他的弟弟“猴蛮”,“高加林”后来怎样?路遥给他改名为王天乐。我父亲要了一个铜川煤矿的招工指标给了王天乐,这样他到了铜川煤矿挖煤。几年以后路遥给我写信想把天乐调到延安日报社(当时也给其他人写过这样的信),于是我领着天乐拿着路遥的信,求爷爷告奶奶跑了几个月,才办妥此事。当然主要是路遥的影响力,我只是个跑腿办事的。后来路遥又求人把天乐调到陕西日报,天乐也已经去世了,同样的病。这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他去世前获得中国新闻最高奖——长江韬奋奖。

《平凡的世界》里边用了许多王天乐的经历和故事。天乐说你把我的故事都写完了叫我将来写什么?路遥说你将来写我的故事。

大约是1985年的正月十五,路遥约我说是要到黄陵的店头煤矿为他的长篇收集素材,他还要把即将开笔的长篇给我讲一遍。他说这有个好处,帮助他圆满故事丰满人物。讲着讲着真的就成了假的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连自己也分辨不清了,这样就可以动笔了。于是我陪着他到店头煤矿一个叫陶家山的矿主的窑里,钻了一天,然后又来到县城的轩辕宾馆,开了个房间,他讲我听,折腾了三天三夜。

记得《平凡的世界》那时还不叫这个名字,它分为三部,第一部叫《黄土》,第二部叫《黑金》,第三部叫《大时代》,总的书名叫《走向大时代》。据说是中青社的著名编辑王维玲给改的,这真是一个从容、大气的好书名。

《平凡的世界》写作途中我看过他几次,开笔是在吴起县武装部的一口窑洞里,他的一个同学在那里供职。我去看路遥,路遥愁苦地说,洗不成澡,不方便,看来得挪地方。他还在延安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写作过,晚上我去看他,路遥整个人面色浮肿,虚脱得不成样子了,谁能替我多好呀!路遥噙着眼泪说。他每天写5000字,完成任务后给宾馆的墙上画上一道,这样他数墙上的道道就知道自己写了多少了,过多少天了。他用的是方格纸,一页320个字,每天5000字得写将近20页。记得他的案头上堆了厚厚一摞有半尺高。他对我说,他妈的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许是一堆废纸。

大约1983年吧,清查文革,路遥好像也受到了牵连。他到延安报社来找我,面色铁青,人沮丧到了极点,他对我说,这些天来他脑子里来来回回回旋着一句话,这句话是“路遥啊,你的苦难是多么的深重啊”!中午吃饭我说咱们到市场沟口去吃个羊肉泡馍吧,路遥唉了一声说,人活低了就按低的来。我说谁也挡不住你创作,外面混不下去你就回延安吧。路遥听了默默无语面无表情。一个礼拜之后的清晨6点,我骑了辆破自行车,后座上带着路遥,把他送到东关汽车站。

在路遥的成长和创作过程中,省作协的前辈们给过他很多帮助。比如在文革这个问题上,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李若冰老师就给过他很大的帮助。当年路遥回到农村,写了个《优胜红旗》的小小说,寄给《陕西文艺》(现在的《延河》),李若冰夫人贺抒玉、杜鹏程夫人张问彬专程去延川县看他,给这个回乡青年送稿纸。1980年春天调路遥的时候,是《延河》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抒玉来延安调的。当时教育局不放,说还从来没有见过大学生从贫困山区向大城市分配的。后来王丕祥接通了省教育厅的电话,这边的厅长恰好是王丕祥延安时期的老战友,王老师说你狗日的难道想让我提上个酒瓶瓶来送礼吗?电话那头的厅长笑了,他说你把电话给局长,让他接电话办手续。

路遥就这样从原来的大学生实习、借调办了正式手续,进了省作协。这些可敬的前辈们那个时期只要哪里有个人才,就想方设法去挖,那真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文学年代。在这里我还想向被路遥称为“文学教父”的柳青致敬,路遥一直视柳青为榜样。

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之际,我为此写上以上的文字。我知道太多的事,在这里只是拣一些事来说的。文章有些长了,那么最后就用我的《最后一个匈奴》中的一段对于陕北大文化的诠释作为结束——“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和唐吉可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把死亡叫作‘上山’,把出生叫作‘落草’,把生存过程本身叫作‘受苦’。”

本文由作家高建群口述,夏欢整理

【作者:高建群】 (编辑:yanqi)
关键字: 地球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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