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胡适在光华大学的五四纪念会上演说，讲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时，也提到对国民党的影响，他举例说孙中山的著作“多半是五四运动以后方有的”。这在胡适，还是承续以前将五四和国民党连接起来的取向，基本是出于好意。但在国民党人看来，恐怕就是对孙颇不敬了。当时国民党四中全会宣言说，学生体力不强、知识不广、经验不丰，不应当干涉政治。

胡适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历史上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而且“这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必然的趋势，禁止是不可能的”。他接着提出两个可以免除学生干涉政治的“希望”：一是希望政治早日走上轨道；二是希望知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这样，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当然不会干涉政治。这次讲话语调尚温和，但已明确说国民党的政治尚未“走上轨道”。

1928年6月，胡汉民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他现在负责宣传，“还是治标之际，快要到治标之本了，却离治本两字相差甚远”。他自解说：“一个人太忙，就变了只有临时的冲动。比方当着整万人的演说场，除却不断不续地喊出许多口号之外，想讲几句有条理较为仔细的话，恐怕也没有人要听吧？”胡汉民此话基本是写实，但胡适显然不满意。因为他不仅主张治本，就是政治，也主张有计划的政治，最不欣赏政治上“临时的冲动”。到7月，胡适即写成《名教》一文，说“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而且这并非从苏俄学来，却是祖传的“道地的国货”，民间的任何“王阿毛”都能娴熟运用。他特别指出，虽然“党国领袖”视标语口号为“政治的武器”，但对一般的实际操作者，这也“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这正是针对着“临时的冲动”而言，但此文还比较客气，基本是着眼于思想文化。

9月初，在国民党名义上的统一全国已数月后，他仍认为当时中国实无一个中央政府，所以在那时谈分治合作正如他以前谈联省自治，都缺少这个基本条件。不过此时胡适与国民党还在若即若离的状态，他也希望各新兴的地方势力能“合力造成一个稳固而有威信的中央”。

到年底，胡适“在南京观察政局”后，得出一时不会有大变动的结论。他认为“现政府虽不高明，但此外没有一个有力的反对派，故可幸存。若有一年苟安，中下的人才也许可以做出点事业”。这个观察的基础之一就是“外交上的成就”（指中美关税新约的签订）使地方实力派不敢破坏统一。同往常一样，胡适非常重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

尽管这个观察（特别是有关地方实力派的部分）颇具一厢情愿的理想，却较能体现胡适此时的心境。这样，他在息笔多年后，又重新开始“做政论”文章。其中一篇是《新年的好梦》，对“统一后的第一年”可望出现的“好现象”做些想象，他希望能有和平，更进而能裁兵，并因关税新约而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现铁路及收益国有（而非各地军人占有）、禁绝鸦片等，最后则梦想有“一点点言论出版的自由，偶然插一两句嘴，偶尔指点出一两处错误，偶尔诉一两桩痛苦”而已。这个“一点点”确是胡适一贯的意思，但是到底多少算“一点点”或“偶尔”，恐怕双方的认知相当不一样。

胡适还有个关键的伏笔：虽然孙中山说政府是诸葛亮而国民是阿斗，“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而是要做可以“赛过诸葛亮”的“臭皮匠”。其实胡适真正想要做的是有发言权而不干“实际政治”的新型诸葛亮，他根本就视南京诸公为阿斗，在他所作《名教》一文的手稿中，“现在的治国者”一语最初正是写作“许多‘阿斗’”，最足反映胡适的真意。但新当权的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被不论什么名义的人“赛过”，胡适的希望的确只能如他所说是“白昼做梦”罢了。

胡适毕生所努力想要实现，也期望国民党或任何中国政治力量能参与的，正是造成“好政治”和“高文明”。在这封信中他说道：“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纵容这个思想上的敌人。”可知在此缓和时期，胡适对国民党已有宽恕的念头。

胡适一生虽然讲究容忍，但一般而言，对“政治敌人”往往还比较宽恕，对“思想敌人”如梁启超、梁漱溟等却常常不放过。这一方面因为他的社会角色自定位主要在思想文化一边，而把“实际的政治”留给别人去干；同时也因为这些“思想敌人”实际上与他的思想更接近，最能影响他的潜在追随者。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罗志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本文摘自该书第十一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