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内需疲软，决策者开始用出口导向型增长提振经济增长和就业。这需要通过弱势货币以及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来实现必要的贬值。

今年年初以来，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引领下，全球20多家央行放松了货币政策。在欧元区，外围国需要弱势货币以减少外部赤字、刺激增长。但由量化宽松导致的欧元弱势，进一步刺激了去年GDP已高达8％的德国经常项目盈余。其他欧元区核心国的外部盈余也在上升，这使得欧元区的总体失衡十分庞大且不断增加。

在日本，量化宽松是首相安倍晋三的改革计划——“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这一改革让日元急剧贬值，现在正导致贸易盈余增加。

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采取量化宽松，让美元承受了巨大的升值压力。美元兑其他发达大宗商品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货币以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汇率也出现走强。对这些国家来说，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的货币贬值，有助于抵消出口下降对增长和就业的影响。

美元相对经济和金融十分脆弱的新兴市场货币也在升值。上述经济体存在财政和经常项目双赤字、通胀抬头和增长放缓、巨额存量内外债务以及政治动荡。甚至中国也在去年短暂地允许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而产出增长放缓可以诱使中国政府让人民币进一步对美元贬值。与此同时，贸易盈余再次上升，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抛售钢铁等自身供给过剩的商品。

直到最近，美国决策者对美元强势并不十分担忧，因为美国增长前景比欧洲和日本都要光明。事实上，今年初，人们期望即使美元走强，美国内需足以支持其GDP增长率接近3％。人们当时认为，油价下跌和新增就业将提高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资本支出和住宅投资将随着增长的加速而走强。

但如今，情况已有所不同。美国官员的汇率神经过敏症正日益显露。美元升值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美元升值对净出口、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比决策者的统计模型所表明的更大、更快。此外，强劲的内需没有成为现实；一季度美国消费增长十分疲软，资本支出和住房投资更是萎靡不振。

有鉴于此，美国实际上已经加入“货币战争”，以阻止美元进一步升值。美联储官员开始直言美元是影响美国净出口、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因素。美国当局也日益批评德国和欧元区采取弱化欧元的政策，而不采取临时性财政刺激和加快工资增长等刺激内需的政策。

口头干预之后将是政策动作，因为增长放缓和低通胀将诱使美联储比预期更晚更慢地退出零政策利率。这将逆转美元最近的部分涨幅，阻止增长和通胀的下行风险。

货币摩擦最终可能导致贸易摩擦，而货币战争可能导致贸易战争。而这可能给正在着力达成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美国带来麻烦。一项拟对进行“货币操纵”的国家征收关税的立法提案，增加了奥巴马政府能否在美国国会赢得足够票数批准TPP一事的不确定性。如果这一将贸易和货币政策联系起来的立法被写入TPP，亚洲参与者将拒绝加入。

如果大部分政府采取通过内需刺激增长的政策，而不是以邻为壑的出口手段，世界将会更加美好。但这需要各国政府更少依赖货币政策，更多依赖合理的财政政策（如增加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支出），甚至通过提高工资来提高劳动收入和消费的收入政策，也比（抑制真实工资的）货币贬值更有利于国内增长。

全球贸易差额的总和为零，这意味着不可能所有国家都成为净出口国——而货币战争终归是一场零和博弈。因此，美国加入货币战争是早晚的事。

作者为鲁比尼全球经济学主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