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

经济增长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但不同的增长模式对生活水平的提升效果不同。近些年，社会逐渐滋生出对高增长的“疲惫”情绪，经济学家对此感觉困惑。“经济增长质量”是个含糊的词汇，大家经常将增长的特点称之为增长质量，比如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出口依赖程度、环境污染等等。

这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是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即广泛的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自由的提高。

证据显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尽管高速度，但并没有伴随人们的生活水准和福利的快速提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主要在于：工业化阶段的特点、劳动力结构、服务业和城市化滞后、政府角色错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进展缓慢等。

不过，这些因素在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开始改变，伴随广大人民生活水准和福利改进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展望未来，中国即将迎来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阶段。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

增长质量的好指标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食品支出是满足生存的最基本消费，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可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准、经济自由的程度和人们其他各种超越性追求的程度。所以恩格尔系数是目前最简单直接的指标，使用最为广泛。恩格尔系数也是最稳健的指标。

长期看，恩格尔系数伴随收入水平提高而稳定下降，不论国家、文化、种族、发展阶段、制度背景和人口特征等，该指标特点是一人一票。计算算数平均值，使用的是相同权重，每个家庭被同等地位对待。

我们的研究使用了恩格尔系数的平均值，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支出调查”数据，该数据将城镇居民家庭非现金收入、城镇居民家庭现金收入、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等内容采用日记账方式按月收集的数据，这也是编制CPI的重要依据。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带来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人平均的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下降了30个百分点，这是全世界范围内了不起的成就。

具体地：1979年，农村恩格尔系数近70％，基本接近赤贫水平，现在则不足40％，接近小康水平。1979年，城市恩格尔系数近60％，现在降低到35％。毫无疑问，经济增长带来了恩格尔系数的降低。

从绝对水平上看，经济增长降低了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的变化率同样值得关心。从各年度的恩格尔系数变化率可以看出，不同年份的系数变化差别较大。固然有测量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背后的经济增长质量。有些模式的增长，使得一部分人受益很多，其他人很少或者不受益；有些模式的增长，使更广泛的人群受益。

全国平均的恩格尔系数，能够更好地反映家庭生活水准的改善程度和经济自由的程度。我们发现1998年前，GDP增长速度越快，恩格尔系数下降得越多。1998年后，GDP增长速度越快，恩格尔系数下降得越慢。换言之，高速增长不是普惠的，没有促进人民生活水准的普遍切实改善。中国亟须提高增长的质量，扭转这一发展模式。

增长速度如何影响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是否与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从多年的数据对比分析看，的确紧密相关。

增长速度是重要的，直接影响到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而且增长速度越快，恩格尔系数下降得就越多。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增长质量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样的增长模式能让更多人普遍受益。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将恩格尔系数与经济增长变化分为两大阶段。1998年前，增长速度越快，恩格尔系数下降得越快。增长带给人们福利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1998年后，增长速度越快，恩格尔系数下降得越慢。考察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规律类似。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影响截然相反，这一趋势值得重视。

为什么高速度增长并没有使恩格尔系数更快的下降？可以从几个因素来分析：

首先，收入分配深刻影响了恩格尔系数变化。恩格尔系数给予所有家庭同等权重，经济增长速度计算的是总量的产品和服务的变化，这些增量可能集中在少部分群体那儿，大部分的人并未受益，那么增长不会带来恩格尔系数的快速下降。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经济生活中有十个年平均收入100的家庭，每个家庭食品消费均为30，恩格尔系数为0.3，如果只有一个家庭收入增长为200，食品支出增长到40，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份额则会下降，所以食品支出增长幅度小于收入增长。那么，经济总量增长为10％，但是恩格尔系数仅下降到0.295。但是，如果经济增长是普惠的，每个家庭收入均提高10，增长率还是10％，这时食品消费支出即使增长到32，恩格尔系数还是会下降到0.291。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增长率，普惠的经济增长能使恩格尔系数更快下降。

其次，食品类价格指数变化带来的影响。食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家庭影响大，如果经济中低收入家庭数量多且食品价格增长很快，即使经济高速增长，穷人收入也有所增加，但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没有明显下降，表现为整个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下降缓慢。

再次，经济过热式高增长往往是由高投资或者无效投资带来的，伴随着通货膨胀与产能过剩。在这个过程中，收益被少数人拿走，大部分人没有因此而获得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且，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而不是以加强市场力量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兴建大量“面子工程”，与民生幸福没有多大关系。

另外，1998年加入全球化经济发展以来，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批量农业劳动力进入市场且供应量巨大，企业可以一直以极低的工资招到工人。所以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完之前，工资没有上升，大部分人生活水准提高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密切。

可以从数据分析看出，城市化和服务业滞后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快速工业化阶段资本的作用大，所以产出更多被资本所有者获得。而服务业迅速发展能解决包括低技能劳动者在内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且服务业中人力资本作用更大，劳动者能更大程度享受经济增长成果。服务业与城市化的相对滞后没有让高经济增长更快降低恩格尔系数。

高质量增长阶段到来了

综合分析目前经济所处的阶段，可以预见，客观条件和政府意愿都已经进入成熟期，能更广泛提高人民福利的增长阶段已经到来。

制造业的雄厚基础已经奠定。有关中国制造业优势丧失的悲观论调，是基于部分低端制造业而言的。在全球产业链中日益提升的中国制造业地位和迅速改进技术提升效率的能力，使得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在制造业上的优势。这是下一阶段高质量增长的基础。

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阶段来临，也正是提升增长质量的好兆头。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往往伴随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和环境污染。但从过去两年看，中国已悄然转入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并由此创造了就业机会和效率提升，进而促进了大众实质收入的提高和福利的改进。

同时，新的人口红利正在显现。一个可喜的变化是，未来十年我们将增加近1亿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力，这是实现高增长质量的核心资源。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意蕴深长，不仅会增强创新活力，推动技术进步，实现转型升级，还会壮大中等收入阶层，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

更值得关注的是，市场力量在转换增长模式中发挥的作用逐渐明显，政府治理能力迅速提升。转变政府职能，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使有活力的市场和治理能力强的政府配合得当、相得益彰，促进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创新驱动蔚然成风，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之势将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因子。

中国经济行稳致远，需要健康的肌理，需要正确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各种复杂因素，打造“双引擎”助力“双中高”的战略部署，为中国经济按下“快进键”，使得创新创造活力继续不断激发释放，一个以大众生活水平加快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日益改善为标志的高质量增长阶段，将如约来临。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