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降至7％，为六年来最低。紧随其后，4月广义货币（M2）增速降至10.1％，1月至4月全国固定资产总值同比增长则降至12％，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不免令人担忧。

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国家层面实际采取了“抓两头、带其他”的发展战略：一头是抓好以“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等为代表的大型基建项目；另一头则是抓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型小微企业发展，并以这两类项目的快速发展带动其他行业。作为配套政策，无论宏观政策名义上冠以“积极”还是“稳健”，都必须相应作出实质性的扩张安排。

从规律上讲，启动下滑的经济，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却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矛盾：一方面，全国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收支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下行导致土地财政举步维艰，加上无法轻易减持国有企业资产，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变得很大。与此同时，在投资收益下滑、投资意愿不强的宏观背景之下，货币政策让“风筝重新飞回天空”的难度实际很大。

近期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是中国经济领域的一件大事，这是一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高效配合，不但较为巧妙地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而且提升了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从地方政府看，平台贷款转换为地方政府债券以后，较低的利息促使偿债成本下降，较长的期限使得集中偿债压力减轻；从商业银行来看，由于可以拿到央行抵押后向企业放款，从而弥补了地方政府债券流动性较差、收益率较低的缺陷；从中央银行来看，商业银行在债券抵押之后获得的流动性意味着货币投放，这对一个处于下滑状态的经济无疑是必要的。

如果地方政府债券并不局限于在中央银行获取抵押品资格，而是之后被大规模货币化，甚至反复进行，就须保持高度警惕。欧美国家宏观调控实践早已证明，在其他常规工具可用之时，应尽量不用量化宽松之类猛药。否则，量化宽松就会因为其他工具效力相形见绌而覆水难收。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为此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决策者应停止依靠货币发行来解决财政问题，否则将减轻政府实施改革的压力，不利于找到可持续的危机解决方案。

近期，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这是个很好的启发，即使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政策着眼点仍应是继续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在首先用好、用活传统调控工具的基础上，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效调动微观主体的投资经营意愿。

为推动“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必须创造一个成本较低的融资环境。考虑到这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近年来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可谓煞费苦心，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以货币当局为例，近期两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之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已经大为下降。但也应看到，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加快，由于存贷款利差不断收窄、利润空间不断缩小，商业银行开展贷款营销的积极性也可能出现下降。

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还必须综合考量作为“上游”的银行成本。今年4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已经达到125万亿元，假定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为14％，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62％，同期存款利率为3％，这相当于银行体系每年增加约2400亿元的额外成本。也就是说，当前货币政策大有空间可为，除了可以根据需要降低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之外，还可以上调法定（而非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以激活银行业的贷款营销行为。

银行经营活动的审慎性，有时会与创新创业型企业的突变性特征发生冲突，完全依赖前者为后者输血并不现实，这就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机制，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等等。

为了帮助大型项目融资，必须进一步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国际视角看，公认的政府债务负担率（年末债务余额/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警戒线是60％。截至目前，虽然财税部门扩大支出有一定困难，但包括国债和地方债在内，去年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仍然低于40％，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较低水平，完全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进行筹资。虽然这样的做法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批准，程序繁琐，且徒增财政赤字，但从长远计议，可以倒逼实质性财税改革，加快实现地方与中央财权和事权的相对匹配，避免债务风险化解过程被无限拖延。